[中图分类号] G64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8418(2008)03-0001-04 通过近三十年中国高教研究发展的历史分析不难发现：中国高教研究之所以后来居上，异军突起，不仅归功于改革开放和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且得益于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在开创这项崭新事业道路中探索出来的若干宝贵经验。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经验凝聚着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的精神、勇气和智慧，不仅对中国高教研究的繁荣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世界高教研究的发展也有独特的贡献。 经验之一：以学科建设促进高教研究发展 当1978年潘懋元等学者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开创中国高教研究事业之时，西方的高教研究已历百余年之磨砺。作为典型“后发型学术”的中国高教研究是追随西方模式，还是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成为摆在中国第一代高教研究工作者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西方高教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崭新和欠发展(undeveloped)的研究领域”，即使将来也只能作为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不会以一个独立学科(a separate scientific discipline)的形式出现”[1]。而中国高教研究从一开始就另辟蹊径，通过建立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来带动整个高教研究事业的发展。历史证明，这条道路适应了中国国情和中国高教研究发展的实际需要，对于中国高教研究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使中国高教研究迅速取得“合法”地位，制度化进程大大加快。 从社会科学发展史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往往只有取得政治——建制上的合法地位，才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社会科学百废待兴，各类新兴研究领域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蹒跚起步的高教研究要脱颖而出，就必须尽快取得“合法地位”，即成为国家承认的正式学科。因为，在中国，学科是国家管理和调控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是行政建制在科学研究中的体现，其意义超出了研究范畴和教育范畴。一个研究领域往往只有成为正式学科，才能被纳入国家学术管理序列，才有可能在大学设置，才有可能取得政府评审的学位点，才有可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不难想象，倘若中国高教研究只是像西方那样的“多学科研究领域”，而从未成为专门学科，其后来的发展情形肯定不容乐观。中国高教研究起步伊始就备受争议，举步维艰。中国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刚刚成立的时候，除了个别教师外，学校不少人对高教研究并不理解，有人甚至冷嘲热讽：“教育研究是师范大学的事情，综合大学搞什么教育研究。”[2]当时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少学者认为“一般教育理论适用于各级各类教育，似无新立学科的必要[3]。但潘懋元等中国第一代高教研究工作者不畏艰难，为高教研究奔走呐喊，终于建立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科。 事实证明，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无疑是确立高教研究“合法地位”的关键因素。1984年高等教育学科正式建立后，各种怀疑之声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性高教研究的热潮。以高教研究机构的创建为例。1983年5月，全国805所普通高校中尚有2/3的学校没有高教研究机构。1984年后，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加强高教研究工作，形成了一个新建高教研究机构的高潮。1987年全国已有高教研究机构700多个，比1983年增加近500个，即平均每年就有100个左右的高教研究机构在各地高校建立起来，其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高教研究史上绝无仅有[4]。其原因除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高教研究需求增加外，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加快了中国高教研究的制度化进程。从“非制度化”阶段转变到“制度化”阶段是高教研究的质变表现之一，只有“制度化”才能使高教研究具有赖以存在的稳固基础和得到持续发展的保障。1978年以后，中国高教研究制度化的核心工程是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但建立一门学科是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不仅有学科之名，还有学科之实；不仅要形成教育学的分支或形成一类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还必须建立学科研究的规范、规则、范式，建立包括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图书资料、专门出版机构及专业刊物等社会建制在内的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因此，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不仅使高教研究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而且有力地带动了高教研究机构、组织、队伍、成果的大发展，促使这些制度化指标在80年代末攀升至世界第一。中国从此成为“高教研究大国”。 其次，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提高了高等教育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推进了高教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尽管“开放社会科学”、“学科壁垒消融”、“多学科研究增值方式”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但并不能就此断定学科范式已无法安身立命，因为“科学史上每一个主要时期都是以多种相竞争的范式共存，即没有一个范式能占据霸权地位为特点的”[5]。多学科问题研究范式的价值虽毋庸置疑，但该范式在整合研究兴趣多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尤其目前的多学科研究，主要是有关学科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各自进行的研究，对同一问题缺乏多学科的协同研究。这不仅会导致对高等教育整体和全局把握的欠缺，也有可能导致对高等教育一些关键问题，特别是人才培养等教育内部问题的忽视。同时，高等教育问题是典型的复杂问题。解决这类问题，既需要通过多学科研究深入各个层面，追求“局部的、片面的深刻”，也需要对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从而达到综合性、整合性思考的效果。也就是说，“复杂性所要求的教育研究范式，不仅是后现代的多元，而且还强调整合”[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