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8)05-0031-05 美国学者考利(W.H.Cowley)认为，1870年至191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巨人辈出的时代，当时涌现出了一批“伟大校长”(great presidents)，如哈佛大学的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Eliot)、康奈尔大学的安德鲁·怀特(Andrew D.White)、芝加哥大学的威廉·哈珀(William R.Harp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C.Gilman)等。[1]另外，罗伯特·赫钦斯(Robert M.Hutchins)、华莱士·史德龄(Wallace Sterling)等校长在大学发展的关键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教育理念及治校实践对美国高等教育、甚至世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代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很难再看到像艾略特、哈珀等那样的“伟大校长”了。本文通过分析当代研究型大学校长面临的形势揭示了“伟大校长”难以在当今时代出现的原因，并分析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治校的未来走向。 一、当代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面临的形势 因为20世纪中后期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多革命性变化，因此今天的大学不同于几十年前的大学，现在大学校长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困难也更多。 （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研究型大学的问题复杂化 21世纪随着全球化和公司化趋势的发展，研究型大学董事会努力通过采取商业化的方法使高等教育变得更为有效和高效。大学校长接受委托，采取各种措施使大学在更广大的社会范围内发展。例如，在管理中引入商业技术，并发展一些营利性附属机构，聘用许多廉价的、临时教师劳动力，等等。结果，大学变得越来越公司化。这种变化趋势需要校长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多方面的技能，以便在多元化的时代、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治理大学。另外，美国的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空前繁荣之后，在7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8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有所好转，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21世纪初，美国经济面临着另外一次不景气的局面。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遭到的灾难性攻击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事件降低了大众的信任，经济出现了明显弱化的趋势。目前，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机构，都面临着巨大的预算赤字，他们都在降低成本和寻求新的收入来源。许多研究型大学也在努力增加大学的学费，并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创造经济发展项目。现在的研究型大学校长面临着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大学筹资模式不稳定、学生入学人数波动较大、人们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合理性进行抨击等局面。应对这种局面需要校长集中于外部的和非学术的事务，并日益充当企业家、经理、筹资者和经济发展伙伴、说客(lobbyist)以及公共人物等角色。[2]这对任何一位校长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二）研究型大学规模的扩大和机构的复杂使得校长治校的难度增加 20世纪中叶以前，即便是那些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也不如现在研究型大学的某些学院规模大。现在的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公立研究型大学，其规模都非常庞大，机构设置也很复杂。例如，密歇根大学有5万名学生，3,500名教师。其中作为旗舰校区的密歇根大学安阿伯校区就有超过3.7万名学生和2万名教职员工，而整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10万。[3]而私立的研究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规模也很大：哈佛大学共有13所学院，其中研究生院有11个、本科生院2个，正式注册有1.8万名学生，以研究生为主，也包括本科生。另外还有1.3万名非学位学生在其扩展学院学习一门或更多的课程。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超过1.4万人，包括2,000多名教师。[4]耶鲁大学共有12所学院，拥有2,400名教职工，1.1万名学生。其中，耶鲁学院拥有5,200名本科生，为规模最大的学院；其次是文理研究生院，在册学生2,300名，攻读文理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余3,000多名学生分布在建筑学院、艺术学院、法学院、医学院、音乐学院等10所专业研究院。[5]丹尼斯·朗认为，权力对象数量越大，监视他们一切活动的困难就越大，而且为控制他们所需的指挥链就越长、越分散，他们对掌权者的态度差异出现各种可能性也就越大。[6]可以说，大学的规模越庞大、机构越复杂，校长对大学治理的难度也就越大。 （三）研究型大学内部特征的变化使得校长面临新的困境和难题 目前研究型大学的内部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美国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在科研方面非常依赖于外部资助研究(Externally Funded Research)。如果没有这些外部的支持和资助，大学将不能继续他们大部分的科研以及推进教学的发展，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大学还会面临破产。大学的科研随着外部资助的减少而缩减，这几乎超出校长的控制能力；(2)研究型大学开始采取公司治理(company governance)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大学从集中单一的实体转变为一个控股公司，因而大学中经常出现冷门院系捉襟见肘，热门院系财源滚滚的局面。例如，南加州大学推行“资源管理下放”的管理制度，要求各学院自负财务盈亏，导致课程变质，院际公共设施的经营品质下降。每一所学院的成员都重视他们院长的领导而不是校长的领导，导致校长大权旁落；(3)学生成为“消费者”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中学生都需缴纳学费，因而学生被看作大学的消费者或顾客。大学的各项政策要考虑到消费者或顾客的需要，校长职位经常受到学生态度和行为变化的影响，因此，校长处理众多的学生问题存在着潜在的困难，有时是极为困难的；(4)大学内部变得日益松散。随着大学企业家身份(entrepreneurship)的增长，“支付你自己的费用”的哲学(pay-your-own-wayphilosophy)在大学里得到重新解释，导致大学比以往更分散、更松散，大学中的各院系像独立的机构一样运作。大学校长处在一个高度分散的管理环境中，其他的管理者和教职员工并不一定都认同大学的理念。[7]这使得研究型大学校长面临新的困境和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