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8)01-0014-06 蔡元培(1868-1940)因主政北京大学(1917-1927)，以坚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而声名显赫，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大学理念是什么，今人探讨的颇多；其大学理念背后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其哲学观及其导引下的大学理念之间的关系如何，今人考察、探究的委实寥寥。本文拟就剖析其大学理念背后的哲学基础。 一、哲学本义层面上的大学理念 1、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 蔡元培一直喜爱哲学。在20岁之前，他特别崇拜宋儒。在这一点上，他身受塾师王懋修先生的影响。王氏在思想道德方面给予蔡元培以深刻的影响。王氏深谙宋明理学，常向学生讲述绍兴名儒刘宗周的故事。刘氏为人刚正，因不满权奸魏阉而被排。回绍兴后，创立蕺山书院讲学，影响很大。后清兵陷浙江，刘氏坚决不愿做清官，绝食23天而死。王秀才十分仰慕刘氏，便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仰蕺山书房”。在母亲生病期间，蔡元培偷偷地割臂肉和药，希望以此为母亲疗病、延寿；母亲病故，蔡氏不顾家人劝阻，于夜深人静之际，挟枕席睡于棺侧；母丧未葬，其兄为其订婚，他痛哭，并要求取消，认为那是大不孝。这里，除对母亲的挚爱之外，可看出宋儒对其思想影响的痕迹。后来，他认识到宋儒的陈腐与不足，转而特别推崇黄宗羲、戴震和俞理初三人怀有的自由主义思想。他认为，“我国学说，则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自清谈家之浅薄利己论外，虽亦多出入佛老，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①就是说，自汉以来，历2000余年，我国学说的进步非常有限。但是，黄宗羲、戴震和俞理初等人“已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思想之先声。”②这是其旧学时代。蔡氏的新学思想深受严复和谭嗣同的影响，“侯官浏阳，为吾先觉。”③前者所翻译、诠释、宣传的进化论思想对蔡氏影响较大；加之此时的蔡元培开始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并深受维新派宣传的西学——新学的浸染，开始在思想领域里从固守儒家思想一隅而开始“面向世界”。后者“冲决网罗”的批判精神、言行一致的果敢品格以及献身维新的无畏勇气深深感染着蔡氏，使其在意识上能够批判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而倾慕西学。在这期间，蔡氏一度曾推崇无政府主义，1904年发表的小说《新年梦》表达其对未来无政府社会的向往，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赞赏并极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互助论。他把倾向生存竞争的进化论解读为互助的进化论即是明证。后来，他主要接受了康德的思想，认为整个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前者是世俗的、功利的，后者是理想的、超越的。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其影响尤为突出。因对美学的喜好而旁及民族学，故晚年的蔡氏开始倾心民族学。这些都是蔡氏向慕西学的心路历程。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彻底摆脱了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学说的影响呢？ 2、融会贯通 回答是否定的。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饱学硕儒，接受西学的蔡氏的思想“学”脉中仍然跳动着华夏民族的文化因子。早在1910年4月的《中国伦理学史》中，蔡元培就明确指出，古圣先贤尧、舜、禹和皋陶都具有中庸精神，而孔子更是“标举中庸之主义，约以身作则者也。”④尽管孔子所言“多与舜、禹、皋陶之言相出入，而条理较详，要其标准，则不外古昔相传执中之义焉。”⑤就是说，在蔡元培眼中，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早就坚守着中庸之道。蔡元培认为，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理想。蔡元培心目中的儒家思想——中庸之道因符合中国国情而延续久远。尽管蔡元培后来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他依然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庸之道在新时代的具体运用与发展。蔡元培眼中的三民主义旨在结合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优劣得失，扬长避短，尤其是试图避免欧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极度不平等现象和社会危机，借以预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社会革命在中国社会重新发生。这种中和性在空间上已经跳出了华夏这块土地的区域局限，把中国和世界连在了一起，而不是把二者截然对立；在时间上，它把代表中国的旧文明和代表西方的新文化结合在一起。这种中和性把古今中西的文化融合在一起，相互取长补短，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调和式的文化之路。 3、兼容并包 蔡氏一生对哲学思想的追寻没有间断，没有止境，说明他对哲学的持守既不局限于一家一姓又能与时俱进，既能持守又能吸收，既能继承又能发展。所以，他曾说，“故在昔哲学家，虽以其性质之偏胜，或迫于时势之要求，而有所畸重，而按诸哲学之本义，则故当兼容并包之。”⑥就是说，过去的哲学家，虽然各个人的特性偏于某一方面，或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有所偏重，但是按照哲学的本义，则理所当然地兼收并蓄。由此，他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决没有偏取一方面而排斥他方面之理”。⑦在精神自由的王国里，没有独尊的学说，就必然标举兼容并包的大旗，任尔东西南北风，信马由缰，百家争鸣。蔡氏一生思想的流变就是对这种哲学观念的真切诠释。 基于此，蔡氏在大学理念上尤其是在主政北大的教育实践中忠实地践履了兼容并包的思想旨趣。在当时的北大，在学术研究上，蔡氏认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⑧而且，在教育实践上，蔡氏不仅聘请新派人物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而且聘请旧派人物辜鸿铭、陈汉章、黄侃等；北大学术刊物既有新派主办的《新青年》、《新潮》，又有旧派力倡的《国故月刊》，旨在“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还有新旧文化杂陈、中和的《国民》杂志；学术上既能允许科学、哲学与玄学并存（只是比例分布不一样：科学比重最高，哲学次之，玄学再次之），又会允许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存；既允许保皇派、无政府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有存在的余地，又允许马克思主义者有发展的空间，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