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8)03-0023-06 民国时期指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直至1949年这一时段，私立大学指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他们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该时期的私立大学也存在明显不足与缺陷，除个别学校外，办学层次与水平相对低于同时代的公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呈现出迥异于美英私立大学的弱势发展状态。笔者认为，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发展状态的不尽如人意，与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史文化基础构成一种持久的惯性，是制约私立大学在近代发展的深层结构或原因。 以下，将主要以民国时期基本史实为依据，有时辅之与美英西方国家的对比，分析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影响之下，制约1912年至1949年时段私立大学健康发展的因素，并由此探究中国私立大学迥异于美英私立大学的根源。 一、“大政府、小社会”的官民关系，缩小了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 有研究表明：中国两千年君主专制时期，政府始终是控制教育的官方机构。长期的君主专制之下，统治者出于稳定自身政权的需要，视文化教育控制为一种政治统治，把教育看作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建构社会秩序的基石。由此，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尽管私学与官学并存，但从两者在国家中的地位而言，官学始终是正宗主体，是“显学”。任何一个王朝几乎都极大地倚重官学，为之配备专门的管理官吏、建筑设施。由此而形成的观念定位是，教育原本是国家的事，设学原本是国家之职。在中国古代，私学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两者恰成反比例的关系。政局混乱，政府衰微，国家教育的颓废，往往给私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私学成了社会自我修复教育机制的承载体。然而，当政局稳定，政府建立了强固的政权之后，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总是大力振兴官学。在私学与官学并存的漫长年代，私学始终居于辅佐的地位，扮演的是一个配角。 上述君主专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直至民国时期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必须承认，民国初年，在西学东渐的汹涌浪潮推动之下，政府的教育观念具有一定的西方民主特性。1914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第一条就强调要“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教育本为地方人民应尽之天职，国家不过督率或助长之地位。……今后方针注重自治的教育者，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能有起色也。”[1]北洋政府注重人民自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此间私立大学迅速发展的一个原因。 但是，不能否认如下事实：由于北洋时期政局动荡，政府权力式微，无力顾及公立高等教育，致使私立大学获得了客观发展机会。此间，由于军阀混战，军队挪占大部分教育经费，导致“教育界的欠薪问题，几乎无处不有”。国家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反而使私立大学拥有了较大发展空间。以私立南开大学为例。北洋政府时期，该校经费虽然困难，教师待遇与国省立大学（指国立大学和省立大学，以下均同）相比较低，但学校保证月月按时发给薪俸，绝无拖欠。正如一位留美归国之士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所说：“在我返国时，大多数学校都发不出薪水，……这种情形在南开是没有的。张校长（指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作者注）很严格，他按规定付酬，学校名气虽不算大，但学生和老师的出席率都是极高的。”[2]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初步统一全国政权后，尽管依然顺应学习西方之潮流，秉承人民自治教育指导方针，制定法律法规，积极鼓励私立大学发展。然而，此间政府出于维护政权目的，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大量财力于公立大学，加强了该类大学的建设，国省立大学的教育经费、办学条件、设备设施特别是教师待遇有了根本的改观。据记载，1931年，国立中央大学一年内的政府拨款达192万元，加上其他收入，全年经费总计203万元。同年，即使是经费较为充裕的私立南开大学，全年的经费总额只有35万余元，两者相差不啻天壤。[3]34-35同年，国立大学的校均岁入经费计103.7万元；私立大学的校均岁入经费计31.9万元。[3]34-35前者是后者的3.3倍。国立大学经济实力的提高，毋庸置疑地形成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吸引国内优秀的师资与生源，大幅度提高办学软硬件水平，无形中缩小了私立大学的生存空间。再以南开大学为例，1929年这一年，该校一些留学欧美的教授，纷纷流入了北平的国立大学。 统观民国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地稳固了政权之后，私立大学出现了不同于先前的微妙变化。其中缘由，与中国统治者控制文化教育的政治传统不无渊源关系。此间，一所著名教会大学的校长曾经谈到，“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4]271。这一提法尽管不完全准确，但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极力充实公立大学的事实。国家控制教育的传统，即便是在政府倡导人民自治教育的民国时期，仍然成为制约私立大学发展的一个深层原因。 国家控制教育，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官民关系，与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历史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西方，私立教育起源于古希腊民主政治传统和西方宗教文化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雅典已经开始实施奴隶主民主政治，有学者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是土地占有者的公民，公民可以自己办教育，这是私学产生的政治机制。……这种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而非国家专权的做法，经文艺复兴运动的开掘成为近代以后西方倡导私人办学自由权的历史文化根源。”[5]另外，西方漫长的中世纪，体现着神权的教会势力把持着兴办教育的权利，产生了西方教会私立教育。由于存在着强大的教会力量，近代以前，西方国家的统治势力微弱，国家机构很小，对社会的渗透肤浅，由此，国家对教育的控制也相应地较弱，世俗与教会私立学校一直扮演着教育领域的主要角色。这一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使得美英私立大学在创办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以其卓著的办学成绩独占高等教育之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