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8)03-0006-07 SCI、SSCI等索引工具与高校科研工作者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SCI、EI、SSCI、ISTP等收录与检索的相关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俨然成为跻身高级优秀人才队伍的通行证,同时也成为各大学提升学术实力的重要砝码。事实上,学术界对于作为索引工具的SCI、SSCI成为评价指标的作法,一直持慎重的态度,支持与反对的声浪都很大。特别是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等问题的出现,更加剧了学界对这种做法的批判与反思。 一、SSCI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的原因分析 《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综合性科技引文检索刊物与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其中,SSCI涉及经济、法律、管理、心理学、区域研究、社会学、信息科学等研究领域。2005年收录期刊约1800种,语种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其中英语类期刊占95%以上,其次是德语和法语。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SCI。1987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选择SCI作为对我国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学术水平以及科研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标准,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并刺激了中国科技论文数量的增长。随后,各高校也开始利用SCI进行科研绩效评价。随着SCI在中国自然科学界的影响逐渐增大,人文社会科学也试图改变过去那种不管科研工作者业绩,一律按职称职务和工龄领取同样报酬的分配模式。于是SCI的姊妹篇SSCI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同SCI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的地位。SCI、SSCI等系统自进入中国以来,迅速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究其原因,这一现象的背后不仅凸显了中国学术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强烈的进取心,也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学术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1.追求文化的复兴与崛起成为学术界乃至大学的应然目标 有学者指出,中国是一个人文社科大国,不仅应当在全球经济的发展方面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同样也应当在国际学术界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当前,我们的学者,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者寥寥无几。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的声音几乎难以听到,或者即使有时能听到,其声音也是非常微弱的。[1]为改变这种状况,有学者呼吁,SCI、SSCI这种操作简单、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在东亚已经被大面积使用的标准应该成为我国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如果我们自觉地利用SSCI和A&HCI的标准,就有可能促进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更快地进入国际性的对话空间,最终实现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之目的”[2]。在这样的目标期许与呼吁下,中国的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从制度层面,而且从操作细节层面上全面引进SCI、SSCI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并推动了中国自身的CSSCI系统的产生与发展。 2.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各行各业都确立了一种国际普遍认可的标准 受到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以及追求卓越竞争机制的刺激,公共事业机构也采用一些企业管理理念和策略,以标榜竞争、追求绩效、效率与卓越的“新管理主义”成为高等教育管理的流行理论。在此背景下,一是国家更加强调国际竞争力,要求加强学术生产对经济竞争力的贡献,追求效益;二是管理者普遍认为评估将带来进步,要用奖惩结构作诱因,设立评价标准,依据评估结果来分配资源决定升迁;三是学术研究也沿用所谓“全球化”的标准作为学术评价的准则。在国际化与市场化浪潮的推动下,港台地区乃至东亚地区的很多大学都致力于和国际接轨、挤入国际前100名的目标,并开始使用SCI、SSCI系统衡量学术成绩。在此背景下,国外特别是美国资料库的收录记录也成为推动我国学术发展的现成标准,将SCI、SSCI与量化标准相结合,以“客观化”、“可操作性”为基本指针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管理的基本手段。 3.过去学术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对学术评价客观化和量化的追求 上世纪9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的鉴定与评奖中的专家评议往往流于形式,使得原本公正、神圣的同行评议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和作用。此时适逢《科学引文索引》及文献计量学的流行,于是人们发现利用《科学引文索引》及其文献计量指标,对科技工作者进行科研绩效的量化评价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并在实践中显露出某些超越于当时同行评议的独特优点。[3]国内最早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的南京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曲钦岳指出,上世纪80年代末,南大出于科研创新考虑,将SCI引入评价体系。当时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不现实。“引入SCI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可以量化的指标对科研人员施加一些压力,使南大的科研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4]。与此同时,南大也出台了相关规定,对能完成任务的科研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后来对研究生也作了一定要求。1992年至1998年,南京大学的SCI论文收录数在全国居第一位。在此期间,由于可量化、易操作,南京大学的做法也在全国推广,SCI逐渐成为衡量科研工作者学术水平的一把重要尺子,随后SSCI、CSSCI也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评价标准。从某种程度而言,SCI、SSCI、CSSCI等学术评价指标逐渐体系化与标准化,成为评价高校学术科研实力的重要工具,是对过去学术评价的“暗箱操作”、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缺乏有效竞争与激励的改进,但这一指标简单地与量化标准相结合,并逐渐绝对化与一元化,也为中国高校的学术发展埋下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