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文化(包括科学文化)的创新。正是文化的创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环境的不同，统治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对文化创新形成了不同的态度，从而使创新活动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在农业经济时代，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社会发展速度很慢，人们认为世界是恒定不变的，这样就形成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因此，崇尚古制和传统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创新在内的一切创新活动被传统所压抑。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稳定，担心任何创新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最终会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也有意将人的精神活动和身体活动都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之中，任何思想上或行动上的创新只要有所逾越，便会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打压。例如，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将精神和身体活动的框架圈限于孔儒学说之内；而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人的一切精神和肉体活动都要在宗教允许之内。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作用，在农业经济社会里，虽有不少文化创新的事例，但得不到社会的重视与支持，社会所崇尚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尧舜之道”、“祖宗之法”，如果有较大的创新活动，还必须借“托古改制”，以争取社会的认同。 进入工业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化。一方面，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带来了社会物质财富的飞速增长，促进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创新为核心追求的科学成为人们的价值取向；但在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发展带来的文化创新却又与过去数千年历史所形成的固有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以创新、进步、科学、民主为主的科学价值观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强烈抵抗。作为文化传承、传播、生产的基地，这种矛盾和斗争在大学里就表现得特别鲜明。 18世纪以前，西方大学傲慢地拒绝了所有科学技术知识进入课堂。19世纪以后，虽然大学部分地进行科学研究，但主要任务仍然是传承文化而非创新文化。当时，洪堡将科学研究引进大学的教学过程，也只是作为培养人才的手段而已。“科学”仍然在大部分大学的门外徘徊，技术教育更被鄙薄。20世纪，虽然“科学”大举进入大学并取得了绝对优势，但保守的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体现为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之间的矛盾斗争仍然贯穿于20世纪的大学之中。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曙光。按照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定义，知识经济就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1]这一时代区别以前两个经济时代的典型特点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已由过去的实物资产(土地或矿藏、机器等)逐渐让位于非实物的知识。知识成为经济的基础，科技成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掌握了资源，谁就具有了竞争优势。而知识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只有不断地创新知识，才能不断地占有资源，并赢得竞争优势。这样，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国际竞争的压力使得世界各国都空前地重视科技发展和知识创新，对于新知识的追逐使得创新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 很自然，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高新科技知识的大学，就逐步从边缘走向经济社会的中心。大学不仅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为己任，而且还直接从事知识的创新，并以其先进的研究成果投入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中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尽管文化创新是时代的强音，大学又处在科学技术创新的前沿，但大学内部的保守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保守的机构之一，同时，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2]可见，保守和创新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大学本身所固有的两面性。今天，大学既活跃在文化创新的前沿，又是保守传统的顽强堡垒。 从文化创新的方面来说，首先，作为引领社会思想的火车头，思想创新一直是大学群体的价值追求。在柏林大学把科研引入大学之前，大学中的许多学者就一直在进行思想创新。如牛顿在剑桥大学的物理研究，马丁·路德在维登贝格大学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等等。1810年柏林大学成立后，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一个重要职能，进行科学创新开始成为大学的自觉追求。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里，社会的新形势要求大学步入社会的中心，并以创新知识、创新文化为己任，以适应、推动和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这就将大学所具有的创新性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大学的创新特征更为凸显。其次，大学是社会中的大学，大学本身必须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的新形势。适应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进化”的过程、创新的过程。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从中世纪大学“进化”到现代大学形态，无论是从师生规模、学科数量、专业数量、课程数量等“量”的方面来看，还是从培养目标、课程内容、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等“质”的方面来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表现出了很大的创新性。大学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封闭静止的“文化孤岛”，而是与时俱进、不断适应、不断创新的“弄潮儿”。即使是19世纪以前处于社会边缘的大学，它们也仍然是适应社会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