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演进的逻辑

      ［中图分类号］G659.2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8）01－0180－05

      自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建立以来，至今，中国高等师范教育走过了100多年的风雨历程。在这100多年的变迁中，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转换，办学方针和政策等也经历了多次变换。但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以其特有的顽强生命力，不断自我调整、自我修正，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呈现出独特的发展面貌，并遵循了一定的逻辑。深入剖析中国近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演进历程，弄清楚其发展所遵循的逻辑线索，无论对于高等师范教育研究还是当下的高等师范教育改革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教师培养模式和高等师范教育办学形态的转变呈现同步性

      从教师培养模式上来看，在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经历了定向——非定向——定向三个阶段。1902年京师大学堂开设师范馆，由于招生数量极少，无法作为一种教育形态加以定论。高等师范教育在制度上和教育形态上形成的标志是1904年《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颁布。

      1.定向培养模式形成与高等师范教育独立性的获得。1904年《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的颁布，对优级师范学堂即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系列规定，其中明确指出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管理员为宗旨”[1]247，并在招生以及学校分布等方面作了相关规定。该《章程》在师资任用上规定，以优级师范学堂的毕业生作为教员和副教员。同年颁布《奏定任用教员章程》，对普通中学堂的教员任用做了规定，把将来师资力量培养重任交给了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师范教育已经由非定向型培养模式转向定向型培养模式。同时，高等师范教育的独立性也逐渐形成。1905年，张之洞创立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就已经开了独立设置的先河。1908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独立设置。这种态势一直保持到1922年。

      2.非定向培养模式的重启与高等师范教育独立性的失去。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取消师范独立性的行动和呼声鹊起。中等教育的师资力量的培养不再完全由高等师范学校承担，一些非师范性大学实际上也参加了中等师资的培养。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除北平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大学并保持独立办学实体外，其余5所高等师范学校悉数并入普通大学，成为其中一科或者一院。抗战前夕，除了北平师范大学外，已无专设的中等学校师资的培养机构。中等教育的师资培养体系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普通大学的教育学院（系）、大学附设的师范专修科以及师范训练班等。这一变化说明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基本上已经进入了非定向型培养模式阶段。与之相对应，从1922年到1938年，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基本上无独立性可言，虽然论战始终没有平息过，但高等师范教育的独立性始终没有恢复。

      3.定向培养模式的复归与高等师范教育独立性的重新确立。师范学院制度的确立是定向培养模式的复归的标志。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师范学院规程》并于其后两次修正，决定特设师范学院，专门培养中学师资，并建立了师范学院制度。这一政策的转变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使高等师范教育得以快速发展。1947年，全国共有附设于大学的师范学院4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院11所[2]809。从1938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高等师范教育走上了定向型培养之路，并且在这一期间，也保持了较强的独立性。

      二、师范教育形式和内容不断趋于一致

      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创立时在形式上模仿日本，而在变革过程中（1922年师范教育与中高等教育合并）则在形式上模仿美国，正所谓“形似而神不似”。要做到形神兼备，其中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使内容和形式不断一致。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每次借鉴对象发生转换，高等师范教育总要经历从取法对方而导致的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到经过调整使形式与内容相一致这样一个过程。

      1.借鉴日本时期。清末引进日本模式，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课程设置、规章制度甚至建筑样式等都几乎是日本的复制。此时高等师范教育基本上做到了形似，但却不能做到与国情以及当时的国际背景相结合，为高等师范教育配之以合适的内容。因此，在形式和内容上体现了不一致性，并且也导致了教育效果差强人意状况的出现。但1906年颁布的《优级师范选科简章》却体现出办学者开始反观中国实际，灵活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以适应当时对师资急需的转向。优级师范选科，恰恰因为特殊情况而规避了许多与近代高等师范教育不吻合的众多课程。可以认定，这是内容的变革渐渐与形式相协调的开始。

      民国以来，《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陆续出台，对高等师范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这一改造包括：把高等师范学校兴办和管理权收归国家，开办女子高等师范教育，调整学校内部结构，增加研究科，公共科改称预科，分类科改称本科，而且本科分科更细。除此之外，规定高等师范学校需设附中及附小，以便毕业生实习之用。这一举措真正满足了高等师范教育的需要。同时，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也做了很大调整：取消读经，明确把教育技能课作为公共必修课单列出来。在随后的几年里，又开始推广高等师范区制。上述改革，使得自1902年以来学习和模仿日本高等师范教育模式而形成的“新瓶装旧酒”的状况得到根本改观，基本上适应并促进了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曾经盛赞当时的北京高师毕业生“皆可与美国大学毕业又进教育院研究二年之学生相比”[3]466。虽然在这一阶段高等师范教育所培养的人才非常少，但是这些人才在质量上却远远高于清末。据此可以认为，在新文化运动来临前夕，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在引进日本的教育模式后逐渐达到了形式和内容上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