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8）01-0136-06 自从闻一多先生1946年血洒昆明那一天起，声讨、抗议法西斯暴行的声明、有关的报道以及纪念文章，犹如雪片一样在全国飘飞，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① 其后的60年，不仅政治性的纪念活动一直不断，而且对其诗歌创作、中国传统文化探索和思想的研究也经久不止。即使在国外如日本的一些学校，闻一多也常常成为研究对象。②因此，有关的成果之多真是车载斗量，难以计数。不过，其中对闻一多思想的研究虽然也不乏著述③，但总的看来，更多地仍集中于他的诗歌创作和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楚辞》的探索，相比之下对于西南联大的校园氛围与闻一多民主意识和人格精神之联系，特别是与其最后的拍案而起关系之研究，明显较少。窃以为，具体、长期的生活、工作环境对人的思想和行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闻一多之所以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民主阵营，多次言辞激烈地抨击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现实，特别是在险象环生的情况下无所畏惧地怒吼《最后一次的讲演》，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他长期生活、工作的西南联大民主自由的校园氛围。④ 而这种校园氛围恰恰是由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教授们所营造。因此，笔者在此不揣冒昧地从这个角度，考察闻一多后期的民主意识特别是最后的拍案而起所代表的闻一多精神之养成。 一、大后方的腐败与贫困状况下教授们抗战救国的牺牲精神形成强烈反差，促使闻一多直面现实 关于西南联大办学的艰苦和教授们的贫困，史料很多，在此仅择要简述。 先看校舍建设。物理学大师杨振宁在其回忆录《读书教学四十年》一文里说得很形象：“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⑤ 后来物价飞涨，生活日益艰难，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曾作过统计，若以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的物价指数为100，1939年上半年的指数则为273，下半年为472；而到了1943年底，则已达到4000499。6年中物价上涨了400多倍，但教授们的工资才提高了十几倍，生活水平下降了20多倍。⑥ 因此，联大教职工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原来阔绰大方的教授甚至校长都捉襟见肘。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贺祥麟（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晚年曾回忆了一件亲眼目睹“且震撼了灵魂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了我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师母的游泳衣去卖。这一‘惨不忍睹’的悲剧使我震惊骇怪，把我吓得丧魂失魄，赶快逃走了”⑦。这种窘境连身为西南联大实际负责人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不能避免。有一次其夫人为了招待云南省主席龙云夫人一顿饭，竟不得不把孩子们小时候的衣服、玩具拿到昆明的大西门外摆地摊。此情此景，今天实在难以想象。 为了生计，联大的许多师生在外兼职兼课，朱自清、华罗庚等无不如此。有的因为兼课也难以维持生计，甚至还要靠打工维持，如闻一多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昆华中学兼课，晚上批改完学生作业，半夜还得刻图章卖钱。为此，当时联大12位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还撰写了“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造成这种艰难有种种原因，但归根到底乃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所致。联大的教授们之所以能忍受这种贫困，乃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艰苦抗战的信念支撑，把艰苦和清贫作为抗战救国的一种必然牺牲，而当他们一旦发觉大后方的贪污腐败与自己的奉献形成巨大的反差时，其精神、心理受到刺激也就可想而知。于是不平则鸣，奋起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黑暗现实，这成为1943年以后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的诱因之一。也正因为此，抗战之初闻一多就告诫子女“应该准备吃苦才对”，“度着困难的日子于良心甚安”⑧。甚至到1940年，家里“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⑨，“他仍没有任何怨言”⑩。但是，当他明白了另一种社会现实时则无法忍受：“正是因为我挨过饿，才能懂得那些没有挨过饿的先生们所无法懂的事……国家糟到这田地，人民痛苦到最后一滴血都要被压榨光，自己再不出来说说公正的话，便是可耻的自私。”(11) 于是，他走出书斋，投入民主的激流中。 二、在民主堡垒中教授们的主体意识很少受到干扰，闻一多从而无所顾忌地参加民主活动 在讨论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之前，请先看下面一组数字：截止到2005年，在联大学习过的学生中，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其中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士；另外，有6人在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获得诺贝尔物理奖2人：杨振宁、李政道；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3人：黄昆、刘东生、叶笃正；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6人：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此外，在国内外还有一大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英才俊彦。 为什么在如此简陋的校园里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西南联大能“为国家培养出一代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12) 呢？邹承鲁院士说：“除集中了一批优秀教授外，学术民主、学术自由风气浓厚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当年的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对各种学派的教授兼容并包，贯彻的是百家争鸣的办学方针。”(13) 联大所以能培养出众多人才，与联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学风和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