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的大学面临更多危机与挑战 21世纪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科技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人们的交往日趋便捷，整个社会的变革速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知识已成为社会生产最重要的要素，大学日益走向社会的中心。美国教育家布鲁贝克曾指出，20世纪美国的大学仅次于美国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成为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大学不仅要培养高素质创造性的人才，而且还要不断创新知识，促进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今日之大学，已不再是中世纪的“象牙塔”式的大学，而是进入了“中心化”发展时期的现代大学，与社会发生着密切的联系。 在变革的时代，人们对大学的重要性已形成了共识：大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加油站”和“服务器”。大学与社会的“亲密接触”，为大学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大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大学的职能也由单纯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发展到服务社会。与此同时，大学在变革的时代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挑战，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如何处理“服务器”和“象牙塔”的关系？如何做到引领社会的同时不被社会的价值所同化，服务社会的同时不受社会的利益所牵引？ 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对知识和人才需求特别旺盛。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大学与社会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密切的联系，大学发展与社会变革的相互影响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既促进了大学的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又加剧了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选择性冲突，急功近利的知识需求正在损害大学的健康发展。在经济市场化、行为功利化、利益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面前，大学的“象牙塔”精神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今日之大学校园，师生们不谈股票，不谈金钱，似乎极有可能被视为异类。在外界现实利益的诱惑下，大学的“典范”和“崇高”似乎也已今非昔比。在许多情况下，大学里的话题与市井谈论似乎已无本质区别，在这样的校园氛围中，还会有多少关于“人类命运”、“科学与真理”的思考？在传统的大学信仰正在为人们所遗忘或者放弃，传统的行为准则正在被实用主义所取代，有人为大学的商业化、产业化、市场化辩护，有人为学术不端者抱屈，大量师生涌入世俗“名利场”的今天，我们必须高扬大学精神，高高举起宁静致远的旗帜。 我们常用“象牙塔”一词来比喻和形容大学，“象牙塔”意味着大学是那种摆脱外界束缚、放弃暂时利益、保护师生进行知识探索的场所；“象牙塔”标志着大学校园与世俗社会之间存在着一道“防火墙”；“象牙塔”固守着大学校园中不受外界喧嚣侵扰的那份宁静。象牙塔的大学就是宁静的校园；象牙塔精神就是一种宁静致远的大学精神。当然，现代大学成为“加油站”和“服务器”，并非是对象牙塔精神的简单否定，走出象牙塔也并不意味着告别象牙塔、放弃象牙塔。恰恰相反，象牙塔及其精神依然要作为大学的核心和灵魂而存在。正如前哈佛大学校长博克在《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所阐述的：大学应当关注自己，“大学处理与外界的各种关系中，必须不断地面对各种道德问题和道德责任”，“纯学术研究”是象牙塔的本质所在，正是基于这一点来考虑社会需求，大学才从“传统上向国家提供了最伟大的服务”。哈佛大学在2000年的一次讨论中面对社会挑战作出这样的回答：哈佛绝不跟着社会需求的指挥棒转，因为哈佛坚信：“社会变化得越快，大学这块变化相对少，思想观念相对独立的领地就越有价值。”可见，越是变革的时代，越要坚守大学的传统；越是变化的社会，越要秉持大学的精神；越是纷扰的诱惑，越要牢牢抓住大学的本质。 校园保持宁静是大学的传统和本质要求 大学的校园应该避免世俗的喧嚣，保持一份特有的宁静。西方的大学传统如此，中国的大学传统也是如此。 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对“道”的追求是一项重要内容，强调君子要关心大事情和大道理，反对跟着世俗的变化而随波逐流。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孔子的意思是，学了3年，向学之心还没转到做官求禄上，这种人很难得。他又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乐，富而好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那里，好学应该是对学习活动的一种无功利的喜爱，应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礼记》中也强调“君子忧道不忧贫”。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对求学和明志的境界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到了近代，中国有一批教育家对大学精神和大学的社会责任有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1912年，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的宗旨，他批判只“对人们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使他们能承担政府所急需的工作”的教育目的，认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出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生应该以科学研究为单纯目的，反对“以学校为科举，以学校为书院”的急功近利、守一排他的做法。梅贻琦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作为大学精神的注解，指出大学之道重于大学之用。他明确“大学的使命有二：一曰学生之训练，一曰学术之研究”，大学要进行高深研究，培养知类通达之人。梅贻琦认为大学应该保持学术独立，所以说“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这些近代教育家不但秉持大学独立之精神，而且在办学实践中躬力行之。学术自由，兼容并收；延揽大师，教授治学；高深研究，通才教育，这些办学实践不仅带来了社会风气的转移，而且在艰难时代所创办的大学，大师云集，学术辉煌，人才辈出。他们所持的坚持高深研究和学术独立的大学理念，奠定了中国大学的人才文化品性，是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