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8）01－0021－07 追根溯源，今日之大学实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在中世纪，大学最初为行会组织，继之成为学术共同体，再进而被誉为“象牙之塔”；二战以后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大学成为社会发展的“轴心机构”、“动力站”与“智力城”。历史上，作为昔日“精神手工业者的行会”的大学由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美国一路走来，最终遍布世界各地。大学在从国际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由于受到“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生物学规律的普遍影响，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模式。目前，已经有所谓的法国模式、英国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甚至于日本模式[1]。反观我国，清末至今，大学的发展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文化冲突与碰撞中，中国式大学与西方式大学有过怎样的文化冲突呢？中国大学又是怎样逐渐与西方大学在组织制度上趋同的呢？目前大学这种源于西方的组织机构在中国有没有发展出独特的“中国模式”[2] 呢？ 一、从university到“大学”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自然不乏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从孔子的“弟子三千”到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从太学、国子监到书院、科举，历史上，中国式“大学”可谓一直不绝如缕。作为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实践的高度浓缩与升华，儒家经典的《大学》开篇即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此所谓《大学》原理三纲领也！此外，《大学》一文还指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等关乎大学教育的“八条目”。儒家经典《大学》与源于西方的University分属两个文明体系，某种意义上具有文化的不可通约性。 历史的转折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欧风美雨、西学东渐，作为西方制度文明的一部分，university漂洋过海来到了古老的中国。对于这一全新的组织机构，人们最终选择了儒家经典中的“大学”来与之对应。自此在汉语中“大学”一词便具有了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大学一词要维系着古老的儒家文明，另一方面大学又要指涉源于西方的现代制度。为了维系这一概念本身必要的平衡，20世纪40年代清华校长梅贻琦写就了《大学一解》。该文借用儒家经典《大学》对于我国当时大学教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总结。按他所言[3]：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由此观之，在梅校长眼中，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学固然在制度与具体的组织架构上源于西方，但精神上却是与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一脉相承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无论理念还是制度上，中国的大学与西方的university都迥然不同。今天如果一定还要以“大学”一词来指称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或组织形式，为准确起见，不妨称之为“中国式大学”。 在汉语词汇中，大学一词的确古已有之。但中国古代的大学和西方现代的university存在重大差别。中国古代所谓的大学，尤其是那些官办学校以培养治理政府的仕人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按《辞源》的解释中国古代“大学是古代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即太学”。而university一词的拉丁文“universitas”，原是借用自罗马法规，意思是“法人组织”。根据罗马司法体制对这种“法人组织”的认定必须符合五个条件[4]： （1）至少有创始人三位以上。（2）其行动由多数决定。（3）由一首长或代表人对外处理有关会务。（4）其债务或财产系组织公有，不由个别成员负责。（5）整个法人财产的维持视同一个体，比照任何公民在拥有财产的身份上一样。 只此“法人组织”一点，university与中国的“大学”便泾渭分明。西方的历史上，对于university一词现代含义的使用源于中世纪。最初[5] university一字原无确指，与community、college二字通用，之后，则成为一种特殊的“基尔特”（guild）之称谓。与英文university一字最接近的中古称谓是studium generale，“它是指一个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地方”，而非指一群老师宿儒（masters）或一群学生所组合的学术性的“基尔特”而言。到了15世纪，studium generale和universitas二字变成同义词，都变成了英文university的前身了。 按照布鲁柏克的说法[6]： 随着时间的流逝，学生教师这种比较稳定的组织取得了中世纪名叫“大学”（universitas）的合法形式。高等教育的这个社团组织逐渐以“大学的行政和学术”（universitias magistrurumet scholarium）著称。以后，为了方便起见，这个名称缩写为它的第一个词、它的英语为“university”，意指大学。 中文语境中将university对译为“大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中国文化自我选择的结果。中国人也不是一开始就将university直接译为“大学”。早期，西方的“University”之类的机构在中国曾被称之为“书院”、“学堂”、“公学”等，如福建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北洋公学、南洋公学等；后来又改称为“大学堂”、“大学校”等，比如京师大学堂等。民国以后“大学”才成为正式的译名，并沿用至今。不过，无论如何，既然汉语中选择了用“大学”指称西文中的“university”，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语际实践”中，翻译总免不了误解与歧义，“意译”更是如此。在将university译为“大学”之后，“大学”一词便具有了跨文化意义上的双重内含，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语际冲突”。一方面，大学要指涉中国学人的古典的学问信仰（大学之道），另一方面，大学又要表征西方文明的制度特征（学者行会、学术共同体）。在这种理念与制度的双重冲突中，中国人对于“大学”的认识就显得困惑而又迷茫。自民国以来，正是基于对“大学”的不同理解，有学者以为中国大学的历史可以远溯殷周，至少也可以追及两千年以前西汉的太学。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大学的历史前后不过百年。前一种观点为多数中国教育史家及学者所秉承，代表人物众多，如熊明安、高奇、曲士培等。后一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陈平原则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学’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7]5 当然，将university翻译成“大学”绝不是造成中国学者在大学史观方面大异其趣的惟一原因；不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语际实践”，混乱的局面可能会轻得多，至少可能会比较容易在语词层面上将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组织形式和近代以来以university为主导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组织形式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