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是基督教实现在中国的“本土化”目标的手段之一，“本土化”从根本上说是要满足当地社会的某种需求，而不是要绝对还原当地文化。因此，所谓的“中国化”是要顺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关于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问题，前人论述较少，仅有的几篇文章也均是关注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催生和推动，将之视为基督教会迫于当时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压力而进行的被动调适。然而，笔者通过翻阅相关资料发现，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进程却并非发轫于此，而是自基督教大学诞生之日起即已萌生，且与其整个发展过程相始终。所不同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基督教大学因迎合了当时中国“兴西学”的社会需求，浓郁的西方氛围掩盖了其“中西并重”的设学初衷，其实这恰恰是其“中国化”的真实反映。 一、“化中国”与“中国化”——办学宗旨与实现途径之间的悖论 毋庸讳言，教会设学之初衷即为“借学布道”，视学校为福音布道的一种工具。即使如此，教会内部对于办学仍有较大分歧，尤其是对办高等教育则更是各执一辞。一部分传教士反对办高等教育，认为办学就是为了向儿童或会众传授基督教教义，只需三、四年时间即可，何必办大学呢？而狄考文、谢卫楼、福勒、施约瑟等人则认为，宗教与文化各方面有密切联系，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向中国传播福音就是输入西方文明。同时，他们还指出，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在这样的国家里，教徒的信仰很容易为异教徒的影响所冲淡乃至动摇，因此，提高教徒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利于巩固信仰，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他们力言提高教会学校的学术水平，主张办大学。二者相较，高下之分已十分明显，前者只是从传播福音的眼前利益来考虑教育问题，而后者则把目光着眼于使中国基督教化的长远目标，把教育“当作输入西方文明，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手段”。 不难看出，教会办高等教育是为使中国基督教化的长远利益计，是为“化中国”而设。然而，任何一种文化要想落户他乡并欲取代当地的土著文化，“本土化”是其不可回避的问题。如同任何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宗教一样，基督教本来就不专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它向全球传布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移植于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的过程，而教会人士梦寐以求的非基督教国家或地区的“基督化”，实际上也包含着基督教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化。而基督教大学作为“化中国”的一种工具、手段，不管它是否愿意，它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或快或慢地踏上“中国化”的进程，这是由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基督教大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西式教育，其社会土壤在于近代工商业文明社会，而传统中国社会的内质为一种典型的东方农业文明，因此，基督教大学只有采取“中国化”的现实途径，才能使自己被中国社会所容纳，否则，即使强行楔入也不会形成一种“气候”。 二、教育传教士的“中国情结”——基督教大学的校名与建筑式样 诚如前文所言，基督教大学是为“化中国”而设，而“中国化”却是其不可回避的问题。长期的传教实践使一些传教士对此深有感悟，他们在校名的选择和校园建筑式样的设计上煞费苦心，力图使基督教大学融合中国文化，见容于中国社会。 (一)曲径通幽——基督教大学校名的沿革 最初的基督教大学或基督教大学的前身，其名字多沿袭中国旧俗以书院相称，如圣约翰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前身)由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的前身则为南京的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之江大学的前身是育英书院，岭南大学的前身为广州的格致书院，福州协和大学则由英华书院、福州的格致书院、三一书院合并而成，燕京大学的前身则是北京的汇文书院。这些名字使人对其所肩负的文化教育功能一目了然，如“格致书院”就取之于“格物致知”的古训，“广文”、“汇文”、“育英”等皆与此相类。应该说，以旧俗书院命名基督教大学清晰地表达了教育传教士当时的办学理念，即以培养中国式的知识分子为己任，以便获得中国主流社会和民众的认同。 20世纪初，在“欧风美雨”的不断浸润下，晚清社会风气渐开，中西接触日广，尤其是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又使传统的学校失去竞争力与吸引力，而基督教大学则因设有西学而颇受中国学子的青睐。受当时这种外在环境的鼓舞，此时创建的基督教大学似乎都对自己在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抱有很高的期望，这从校名的选择上可见一斑：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岭南大学(广州)，华西协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济南)，燕京大学(北京)，之江大学(杭州)，东吴大学(苏州)，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上海)，福建协和大学(福州)。这时期基督教大学对校名的选择反映出两种倾向。首先，偏重地域概念，如“华西”、“齐鲁”等，其眼光已不再局限于校址所在地市，而是期望日后能在更为广泛的区域内发挥作用。其次，注重校名的文化底蕴，多采用久已废弃、但又为社会民众所熟知的古代地名，期望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沟通的某种联想效果。譬如东吴大学便是取之于“他日必将桃李满东吴”，以苏州的古名“东吴”命名。1915年，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批准以“齐鲁大学”作为在非正式用法中的校名，意思是齐鲁地区的大学，“因为齐鲁是孔子时代占据了大部分山东地盘的两个公国，在中国文献中的齐鲁就象基督教文献中的加利利一样赫赫有名”。①教会的北京大学当年更是因改名而颇费周折，几乎导致了学校的分裂，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校名委员会”来讨论这一问题，后来全国基督教会议提出的“燕京大学”最终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因为“燕京是北京的旧名称，提起来有无限历史上光荣的回忆”。②而同时期国内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等)的命名则非常直率，仅以学校所在地的当时名称来命名，并未尽力挖掘校名与传统文化或历史地域间的联系。相形之下，传教士为择校名而煞费苦心，岂不正反映出他们那种对融入中国文化，力求为中国社会所承认的渴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