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利益相关群体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高等教育的各个发展阶段，各利益相关群体都有自己的需求，因而都要对高等教育做出符合本群体需要的价值取舍，都会尽可能在高等教育领域表达或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每个时代的高等教育语言体系都是由高等教育利益相关群体的“声音”构成的“协奏曲”。 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初，当大学还不足以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并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时，高等教育的重要利益相关群体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教会、世俗统治阶级以及其他社会阶层虽然与大学有关联，比如他们要使用大学培养的人才、在大学课程中存在神学教学内容等，但利益关联度较低，只是高等教育的次要或潜在的利益相关群体。所以，那时高等教育语言的“主旋律”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学术群体发出的“声音”，即对知识“闲逸的好奇”、对“学术自由”的追求以及围绕这两个中心形成的相关语言。这些语言蕴含着大学缔造者的学术取向和价值判断，宣告着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性社会组织——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理由。由于当时的高等教育利益相关群体相对单一，所以，高等教育语言体系也相对简单。随着大学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社会阶层，以及大学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扩大，教会和世俗统治阶级逐渐成为大学的重要利益相关者。由于担心大学影响他们在人类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的统治利益，他们频频对大学进行各方面的干预，要求在大学里发出自己的“声音”，教会或世俗统治者的相关语言便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至少在德国大学里，教会的语言是他们的通用语言。而大学里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学术群体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必然与外界的干预进行斗争，由此产生了“内部自治”、“独立审判”、“免除赋税”、“罢课及迁校权”等新的高等教育语言。这种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对高等教育“话语权力”的争夺，构成了高等教育语言流变的动力，推动着高等教育语言由单一向丰富、由简单向复杂不断发展。 文艺复兴特别是科学的发展使教会逐渐失去了对大学的“发言权”，而国家成为高等教育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随着民族国家权力对大学的介入，与“国家”相关的词汇在高等教育语言领域大量出现。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成了“民族精神的中枢机关”和“发扬国民理性”的重要场所，“教育复国”、“教育救国”和“教育强国”成了高等教育的常用语甚至是理想。由于19世纪德国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很多民族国家富国强民的实际需求，德国模式被很多国家学习，也给各国高等教育带去了德国的高等教育语言。直到今天，“教育强国”、“培养国民”等词汇仍是各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常用语言。民族国家力量的介入也促成了高等教育内部原有语言的变化，国家代表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重视和发展“科学教育”和“专业或职业教育”的要求，由此形成了与传统大学“自由教育”、“博雅教育”相对应的高等教育用语。在英国，“专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争，一度也成为国家力量和大学传统学术力量争夺高等教育“话语权力”的主战场。当下世界通用的高等教育用语，如“为社会服务”、“大众化”等大多来自美国。可见，在某一时代，如果某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那么，该国的高等教育语言往往会对那个时代的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语言变化产生影响。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高等教育结构规模的改变和社会职能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成为了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大学内部的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学生，大学外部的政府、经济集团(企业、银行)和其他社会群体，都对高等教育具有了“发言权”。学生要求“参与管理”；政府要求“培养公民”、“科技创新”；经济集团要求“提高效益”、“市场运作”、“学会经营”、“教育贸易”；其他社会群体要求“社会服务”……大学似乎确实变成了社会发展的“轴心机构”、“动力站”。各种利益相关群体的“声音”汇成了“交响乐”，极大地丰富了高等教育的语言体系。而且，随着高等教育教师群体、学生群体、行政管理群体规模的扩大，各种高等教育利益相关群体似乎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的“代言人”，社会中各种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话语权”的争夺战场转移到了大学内部，大学成了社会的“缩影”，变成了一个“小社会”，高等教育语言似乎已经开始被社会语言“同化”了。 通过回顾，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第一，高等教育语言丰富度和高等教育利益相关群体的类型与数量密切相关，即高等教育利益相关群体类型与数量越多，高等教育语言往往越丰富多样，根源在于不同的高等教育利益相关群体所使用的语言带有鲜明的本群体语言特色。第二，高等教育语言流变并不是一个自然和谐的演进过程，在高等教育语言流变的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因价值观不同会为争取高等教育“话语权力”而展开斗争。因此，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高等教育的强势“话语”群体和弱势“话语”群体，而每一个时代的高等教育强势“话语”群体一般是该时代的社会强势“话语”群体。高等教育的强势“话语”群体对该时代的高等教育语言变化具有主导作用。如果对西方大学发展历史作笼统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高等教育“宗教话语”时代、“国家话语”时代、“经济话语”时代。第三，高等教育利益相关群体分为重要利益相关群体、次要利益相关群体和潜在利益相关群体，三类利益相关群体对高等教育语言流变的影响各不相同，而且三者的地位和角色并非一成不变，某一时代的重要利益相关群体可能会变成另一时代的次要或潜在利益相关群体，这就造成了某一时代的重要利益相关群体给高等教育带来的语言变化可能会在另一时代弱化或消失。如在中世纪，教会对高等教育语言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后来它给高等教育带来的语言有很多消失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论是高等教育强势或弱势“话语”群体，还是重要或次要利益相关群体，正是由于他们在高等教育发展历史长河中的地位的更迭变换，才形成了高等教育语言历史流变的跌宕起伏。第四，大学学者群体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利益相关群体，一直希望在高等教育发出自己的“最强音”。但事实上，每一次利益相关群体增加的过程，往往都是大学学者群体的声音“弱化”的过程，是大学学者群体坚守的高等教育原初语言体系不断遭受破坏的过程。因此，就有了所谓的“高等教育话语缺失”的焦虑。其实，焦虑大可不必，应正视高等教育的变化，正视高等教育语言的变化，只要这些变化与人类社会进步的理想不相违背，那么，这些变化就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