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7)06-0027-06 在20世纪末新世纪之初，中国高等学校兴起了一股修撰校史的热潮。高等学校编撰校史对于办学经验教训的总结，激励师生奋发有为，增强师生办好学校的自信心，提高教学质量，共同打造学校的品牌，再创学校的辉煌业绩，是甚有价值之举。但是，考察近些年中国高等学校所编修的校史成果，也出现了一些颇值得关注的问题。这问题表现在高等学校校史的起始期上，很多校史挖空心思将学校的起始期往远处拉，往古里写，以说明自己的学校是一所“百年老校”、“千年学府”，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也有一些高等学校的校史采取过于简单的做法，不去“纠缠”历史“旧账”；更多的是将不属高等教育性质的前身和渊源作为校史的起始期。这些表现充分说明高等学校校史编撰起始年限标准的迷失，应当回归到实事求是的传统上来。 一、高校校史起始期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是一个文明之邦，礼义之国，素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据传，至迟到西周时期就有了办大学的历史了。具体可考的高等学校起始年代是公元前124年，是年汉代创办了太学。直到清代，历朝历代都办了大学和一些专科性质的高等学校。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使得高等学校校史起始期问题剪不断，理还乱。 第一，中国高度政教合一的教育，使得高等学校成了政治制度的附庸和殉葬品。周而复始的农民战争，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新生的政权继承不足，破坏有余，一切又另起炉灶，一切从头开始。高等学校也被看作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同其他国家机器一样，一股脑儿地要打得稀巴烂，否则，革命就不彻底。譬如，唐代国子监内设有六学二馆，其中有好几所应当认定是高等学校性质的学校，唐朝覆亡后，继起的宋朝再建国子监，宋之国子监与唐之国子监并无承继关系，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中国是不会有像欧洲中世纪诞生的大学那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中国社会不会产生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第二，中国教育制度不独立，使得高等学校无法规避成为战争烟火牺牲品的厄运。教育是民族延续精神生活和创造文化的不可缺少的工具，而不是一派一党的工具。如果教育落入“军阀政党手中”，必致使“民族受精神上之掠夺”(《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宣言》，新教育4(5).)。西方国家连年不断的宗教战争，学校则能够秋毫无犯，也是受学校独立、教育中立的庇护。因为教育是延续民族乃至人类文化的工具，故尽管战争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学校教育依然故我，岿然不动。故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在中国各地利用飞机大炮，毁灭中国各级教育机关，蔡元培、张伯苓、胡适等著名大学校长和学者用西方观念，指责日军“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实于文明之大威胁，应请世界开明人士，协同我国，一致谴责”[1](P191)，学校是受保护的，战争毁坏学校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而中国古代、近现代高等学校是饱受战争摧残的，并没有得到任何保护，很多高等学校就是毁于战争的。如湖南衡阳的古鼓书院就是毁于日本炮火的。而中国古代、近现代学校多在改朝换代的战争中毁于战火。 第三，办学者没有自主权，高等学校被任意摆布，很多知名高等学校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给高等学校带来诸多影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对旧中国二百多所公私立高等学校进行了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部署，参照苏联高等学校设置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有计划、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由中央和各大区统一考虑高等学校的布局与系科设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独立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多科性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以文理为主的大学。南京大学1952年3月在以南京市市长柯庆施名义呈报的《关于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合并、调整方案的指示》中提出：“(1)南京大学文、理、法三院各系与金陵大学文、理两院合并，成立正规的综合大学，仍名南京大学”；“(2)以南大工学院为基础，合并金大理学院电机、化工两系，成立南京工学院”；“(3)南大、金大农学院合并，成立南京农学院”；“(4)南大师范学院各系与金大文、理两院相同或有关各系及与高级师范专修班合并，成立南京师范学院”[2]P302。再如，在同一次院系调整中，武汉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机械系调入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中南土建学院；工学院矿冶系调入中南矿业学院；农学院农艺系、园艺系、农化系、森林系调入华中农学院；医学院与同济大学医学院合并为中南同济医学院；水利学院河港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和农田水利系与河南大学等校水利系合并成立水利学院等[3]P235-236。很多高等学校成为历史名词。如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大学，结束了他们数十年的办学历史。这给高等学校校史编撰和校史起始期的确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以上三种原因是致使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编撰中起始年代难于确定，标准混乱的重要因素。它使中国高等学校发展的统绪紊乱，起始期标准变得似是而非，为高等学校校史的编写添加了不小的难度。 二、高校校史起始期确定存在的问题 高等学校校史迄今已经出版了百余本，就这些校史起始期确定情况来看，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这集中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中等性质的教育机构的创办年月定为大学校史的起始期。高等学校校史的起始期当以高等教育因子为校史的起始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少学校为了追求“历史悠久”效应，乃将本不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的创办年月，作为校史的起始期，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