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7)06-0005-06 大学在科技开发、知识发现及推广、公共政策完善、经济及社会问题研究等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现代大学尚未全面挖掘潜力，提升综合实力，高效推动社会进步。 《自然》(Nature)近期发表的评论指出，现代大学依然墨守成规，未能按照社会、经济及科技发展的新规律进行改革[1]。其他文献也指出，大学教学及管理模式落伍，未能有效培育未来所需人才[2]。如何构建能应对未来挑战的大学，笔者认为，最首要的工作是改变对现代大学的要求及评价。 一、当今全球大学评价存在的问题 过去二十年，对大学进行排名已蔚然成风。参与大学评价、等级评定的机构及组织主要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Report)、《英国泰晤士报》 (Times)、加拿大《麦卡林》杂志(Macleans)、《亚洲周刊》、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佛罗里达大学研究中心、《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等[3]。所采用的主要指标包括：大学的声望、学术声誉、教师资源、科研成果、教学质量、学生情况、师生比、财政资源、硬件设施、捐赠情况等。例如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研究中心每年对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进行评价采用的指标为：科研总经费、联邦科研经费、捐赠基金总值、年度捐赠数额、教师中院士人数、获国家著名奖项人数、每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在研博士后人数、大学入学分数(SAT)等九项[4]。 大学等级评定直接影响到大学的声望、科研经费与捐赠、生源及就业率，因此受到广泛关注。在英语地区，排名靠后的大学对排名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甚至极力反对，而非英语地区的大学则强调排名方法存在语言偏见。由于大学排行存在诸多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欧洲中心与以美国华盛顿地区为基地的高等教育政策协会在2004年共同成立国际等级评定专家组(the 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并于2006年5月18日至20日在柏林召开第二次全体大会时提出了16条大学排行原则——高等教育事业机构等级评定柏林原则(the Berlin Principles on Rank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5 ]，要求大学等级评定要公平、公正、公开、专业，并考虑各国不同语言、文化、经济及历史因素。与此要求吻合的全球政治学系排行研究便添加了法语、意大利语及德语等语种的学术论文分析，以弱化主流期刊所用语言——英语的影响[6]。笔者认为，目前大学排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方法论的问题 英国Hix教授在2004年指出，大学排行方法多元化，各有利弊。总体而言，较为理想的方法应该包含下述三个元素：摒弃单一国家内部排行，而采用跨国排行；采用较客观的指标，如科研成果，而非主观性强的同行评价；评价成本较低的同时也利于评价数据的更新[6]。以《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HES)的全球大学评价为例。THES评价选择了主观性强的同行评价，向全球88个国家的1300位研究员发出邀请，按照他们的专业方向及所了解的区域选出他们认同的优秀大学。此同行评价占排行总分的50％。其余指标包括教师的论文引用率(20％)、师生比(20％)、学生及教师国际化程度(各占5％)。排行公布后，澳洲《悉尼先驱早报》马上报道了按THES排名的全球50所顶尖大学中包括了6所澳洲大学。与此同时，德国传媒却质疑该排名，因为澳洲的6所“顶尖大学”的科研影响及引用率都大大低于德国大学。这显示出带主观性的同行评价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各个大学的实力及贡献。又如，依据THES大学排名，复旦大学在2004年的排名是第195位；2005年晋升到72位！而2006年又降到116位[7]。大学排名在一二年时间如此大幅度地上下浮动，正显示出THES排名缺乏有效性及精确性。 与THES比较，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全球大学排行受到普遍关注及正面评价。上海交大采用较客观的指标，如科研成果。其研究人员指出：“学术声誉是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的关键指标；在此指标体系中，通过诺贝尔奖、‘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论文、‘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论文等可量化的国际可比性指标表达学术声誉。教师质量是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指标之一，通过诺贝尔奖得主、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等显示教师质量；此外，科研经费也是衡量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指标之一。其他指标包括：师均博士后数量，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本科生与教师比例等。”[4] 但上海交大的大学排行指标体系的方法还存在待商榷因素，排行体系仍有待优化。对此，荷兰莱顿大学的专家Van Raan指出：上海交大排行总分的10％拨予获得诺贝尔奖(不含文学及和平奖)的校友，20％拨予获得诺贝尔奖(不含文学及和平奖)的在职教师[3]，存在权重过大的问题，尤其是获奖学者的原创及高产能力可能在获奖后受到年龄、社会活动因素所影响；在人才争夺战中必然存在财力丰厚的大学以高薪福利及科研条件网罗获奖人，诺贝尔奖的指标可能只是反映大学收揽人才的经济实力，而不一定是科研实力。事实上，位列在交大排名前的都是财力丰厚的大学，如哈佛、斯坦福、耶鲁、MIT、剑桥及牛津等[7]。此外，Van Raan也提出，上海交大引用2003年科学引文索引的单一年份数据只能反映当年教师的科研成果，权重却达总分的20％，这会影响到大学排行的准确性[3]。如果上海交大也如全球政治学系排行一样包括5年的科学引文索引数据[6]，便可以解决准确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