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扩招之后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高等教育学历逐渐贬值，学历信号逐渐失灵；另一方面，社会成员仍然积极地追求高学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学历是促进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源的绝对数量有限，因而总是被不平等地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使人们获得不同的社会地位，从而形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社会纵向结构，这一过程就是社会分层。社会分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蕴涵着社会流动的动态平衡。影响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因素可以分为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在传统社会中，先赋性因素，如家庭出身、政治背景、血缘关系等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现代社会，先赋性因素的影响逐渐降低，后致性因素，如教育和文化等的作用逐渐增强。 进步主义教育学派认为，教育通过增加人们的知识和提高人们的技能，从而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增强社会的流动性，改善人们的收入，最终实现收入均等和社会平等。然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了进步主义学派夸大教育作用的理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莱纳兹认为，在开放的社会里，教育的任务不是单纯为了增加知识和技能，而是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社会分层起到积极的、干涉的作用，依据大体上是恰当的和客观的标准对社会成员进行筛选，并且促使社会成员服从筛选过程的结果。教育之所以能够发挥分配社会资源的作用，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在基于公平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相对公平的社会选择系统，要求相对公平的评价标准。在近代社会以前，中国属于一种身份社会，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间主要是依据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等来分配，由于先赋地位而获得资源并占据某种地位，使社会流动处于一种封闭的结构之中。然而，通过教育，社会成员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拥有逐步向上流动的文化资本，逐步打破了封闭的流动结构，使社会成员之间能够实现相对自由的流动。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学校作为一种专门化的教育机构，数量越来越多，并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越来越长年限的教育。学校教育不仅使学生在校期间接受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教育，而且培养学生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所必需的能力，使学生离开学校以后仍然能够继续学习。因此，可以说，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学校的筛选功能来实现。 那么，学校选取何种标准体现学生的受教育程度，使社会能够对其成员进行甄别呢？显然，学历就是一种容易操作并且相对公平的标准。所谓学历，是指社会成员在一生中所受教育的程度与经历。学历从两个维度表明了社会成员的受教育程度：一个是纵向维度，指不同级别的学历，表明接受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如小学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等；另一个是横向维度，指同级但不同类或不同学校的学历，如普通中学毕业、中专毕业或工学院毕业、文学院毕业等。在现代社会，学历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日本学者矢仓久泰在《学历社会》一书中总结，日本重视学历的做法对日本的现代化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英、美等工业发达国家也有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学历对于国家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学历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总结，工业社会要求“合理”与“效率”的原则，而学历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当然，学历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员个体的发展。这是由于，学历标准排除或缩小了先赋性因素对个人参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机会均等的原则，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空间，使社会成员将社会地位获得的原因归咎于自身的努力程度。从现代大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过程来看，由于对社会成员的知识储备与技能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社会成员对学历的依赖经历了从“可有可无到需要到必备”的提升过程。 二、高校扩招引起高等教育学历贬值 反映受教育程度的学历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已经得到实践的认可，教育已经被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看成是改善他们自身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一种工具，高等教育成为通向“高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但是，高等学校扩招之后，在应届毕业生人才招聘会上，大学生的起点工资为500元或者800元，甚至有的大学生打出零工资的口号，在网上引起了以“大学生与农民工待遇之比较”为主题的讨论。这些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地位逐步降低，学历已经逐步贬值。 学历的贬值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学历相对贬值。这是指只需要低学历的社会成员就能完成的工作，用人单位却招聘高一级学历的社会成员来完成。从近几年的就业情况来看，用人单位对应聘人员学历的最低要求已提高至本科学历，原来只要专科生就能胜任的工作，现在要求由本科生甚至硕士生来完成，而原来由本科生就能完成的任务，现在一般招聘研究生来完成。新韦伯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兰德尔·柯林斯从身份文化和工作条件两个方面对学历相对贬值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从身份文化方面来看，柯林斯认为，教育是阶级地位文化的一部分， “一旦更高一级的教育成为英才阶层的客观标准，而中等水平的教育成为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身份标志，那么，在一定的教育阶段，受过教育人数的增加将会导致更高水平的教育成为一种优势，而原先的优势仅成为了平均水平”[1]。从美国教育发展过程来看，20世纪30年代以前，高中学历是进入中产阶级的最低标准，但之后，大学学历逐渐取代高中学历，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研究生学历又取代大学学历，成为跨入中产阶级行列的一个基本条件。从工作条件来看，雇主为了使自身的管理阶层始终保持相对的威望，从而不断提高教育条件，而个体想在组织中竞争某个地位也导致教育条件的增高和学历的升高。日本学者仓矢久泰在《学历社会》一书中也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由于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都进入大学学习了，原来由高中生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就难以寻觅到合适的人来完成，用人单位只好转而招聘大学毕业生，这样就迫使用人单位提高对应聘人才的工作要求。我国当前阶段，高等教育开始步入大众化阶段，大学学历已经成为就业的基本条件。随着就业需要越来越高的条件，可以预期，未来的竞争很可能升至研究生学历，甚至出现其它类型更高层次学历的竞争。 第二，学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甄别作用，从而导致学历选拔功能信号的失调。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教育筛选理论认为，个人接受的教育程度(学历)可以传递出个人生产能力的信号，个人可以将其受教育程度作为信号发给厂商，厂商以此信号区分不同能力的人，并按教育程度支付工资，可以极大地提高市场效率。由于学历在纵向维度上有高低之分，在横向维度上有优劣之分，因而使用人单位能够有效地甄别社会成员，可以合理而又有效地招聘人才并将他们安置在合理的工作岗位上，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学历之所以能够发挥甄别作用，教育筛选理论认为，这是由于学历的获得需要支付学费成本、时间成本以及努力成本，并面临不能获得学历证书的风险，在对学历证书控制严格的情况下，低能力的人因需要付出高努力成本并面临较高的风险而难以取得高学历，因而，学历能够反映出个人能力的高低。[2]反之，如果学历证书控制不严格，能力高低不同的人付出的努力成本和不能获得学历证书的风险大致相当，那么，学历就难以反映出能力的高低，从而无法有效地区分不同能力的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学校对于学历证书的控制越来越宽松。一方面，使得众多的社会成员都可以获得大学甚至研究生学历，从而使学历纵向维度上的差异减小；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同能力的社会成员都有可能进入同一级别的学校，获得相同的学历，因而学历横向维度上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学历差异的缩小，使得用人单位通过学历甄别社会成员能力的作用受到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