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即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报告当中，把文化提到了国家软实力的高度，这就意味着，要把文化视为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并不亚于科技与经济，而是同科技和经济一样构成国家的实力基础，构成我们国家的发展动力和国际竞争力。 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胡锦涛同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着重提出文化建设问题？第二，应该如何进行文化建设？抓哪些方面？第三，我自己作为高校领导干部(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应该考虑如何让我们的高等教育为文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个问题是思想认识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为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自觉地做好准备。应当承认，近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自觉性有所放松和削弱。究其原因，一是与当前的社会多元化，思想意识文化取向多重化有关；二是国际流行的一些文化思潮、文化现象对我们国内产生的影响。因为在西方，长期以来受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影响，很多人认为文化是无需建设的，人类进化的过程自然而然会产生文化，无需人们自觉地、特意地去进行建设。特别是在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存在主义认为一切存在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其权利；后现代主义者则对现存的一切都持批评和质疑的态度，不仅批评现代社会的弊端，而且反对“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批评一切“精神导师”。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这二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提倡“平民性的众声喧哗”，主张对文化持放任的而不是建设的态度，让文化成为自在的而不是自觉的，用大白话说，就是它是什么样就让它什么样，它想怎么样就让它怎么样。既然如此，既然想怎样就可以怎样，怎样都有理，那么也就无所谓对与不对、好与不好，无所谓高雅也无所谓低俗。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文化的娱乐化倾向，放弃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约束，追求感官的愉悦和情感的宣泄；加上产业式的文化出品方式以及对市场和利润的追逐，结果就是目前这种大众性消费文化应运而生。 在现在这种国民素质的情况下，大众性消费文化可能很有市场，可能会繁荣一时，但这绝不是优秀的高雅的文化，也绝不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它可以存在，但与此同时必须还有更优秀、更高雅、更能够代表人类文化发展正确方向的文化存在，而且这种优秀文化还要逐渐发扬光大，扩大阵地扩大市场，直至影响和引领着大众文化逐步向高雅和正确的方向发展。历史早已证明，建设优秀的文化，并且用优秀文化引领大众，这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现代社会的建立也必须以一种先进文化作为前提。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引领欧美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我国，康有为、孙中山的维新思想开启了近代的反封建民主主义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的先声。这些例子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我想，这大概就是胡锦涛同志在这个时候要着重提出文化建设问题的原因。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从思想上认识到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文化建设，抓哪些方面。 文化建设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也就是说，文化建设应当遵循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模式。德国社会学家Elias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了《Process of Civilization》一书，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公认这本书是研究人类文明史的经典之作。Elias在书中指出，一个人从婴儿到成人，在成长过程中他的行为习惯按照社会的要求不断规范化，这正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个缩影。也就是说，人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文明化过程的重演。孩子的成长，从不懂事到懂事，是成年人不断教育他，而他也不断向成年人学习的结果；那么，人类社会的进化，从野蛮到文明，这是向谁学习、谁来进行教育的结果呢？Elias认为，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充当“成年人”角色的应该是社会上层，也即“有文化影响力的社会精英”，社会的文明化就是社会下层大众向上层精英学习和模仿的结果。整个一部文明史，大到意识形态，小到衣食住行，其演进过程确实是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模式。承认这一点并不是唯心史观，因为文化建设本身有其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在于，文化建设是“承前启后”的，“承前”就是要继承数千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这需要长期的学习和积累；“启后”一是要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文明创造；二是要把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以及自己创造的新成果传给后代。而这二者也同样需要长期的训练和研究。所以说，文化建设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接受扎实的教育和训练，需要长期的钻研和积累，这也就决定了这个工作不是社会大众所能从事的，只能由一部分文化精英来从事。这样也就很清楚了：进行文化建设，首先就要抓住对一部分人的培养，把他们培养成为能够承担文化建设重任的精英人才。 这样，笔者考虑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有了答案。我们高等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培养精英人才，引领社会文化前进。这就是大学在文化建设中应当作出的贡献。事实上，大学从中世纪在欧洲出现时起，就承担了“教育”和“引领”的历史使命。13世纪一位修道士在说到巴黎时，就说“巴黎市由三部分组成，经营者、统治者和大学”，这表明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大学就具备一种超越于经济与政治之上的文化特质和社会责任。近代以来，大学的文化引领作用更是受到充分的肯定。西方著名教育家纽曼就说过：“大学的宗旨就是开启社会的理性风气，滋养公众的身心，提升民族的品味，为公众的行为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公众的追求提供高尚的目标，为时尚潮流注入真正有益的内容并约束其取向，保障公众享有政治权利，净化社会关系。”大学制度传入我国以后，同样被赋予了引领社会的使命。竺可桢先生主政浙江大学时就曾经说过：“大学应该是指引社会的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