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7)04-0118-08 1921年9月5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孟禄(Paul Monroe)来到中国。9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胡适遇到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郭氏告诉胡适，孟禄想找他谈话。胡适当天在日记中记下：“此次北京高等师范的人极力垄断孟罗，想借他大出风头。我因为看孟罗的面上，不能不去招待。但孟罗也觉得他现在他所处的环境不妙，故有点焦急。前次他不愿王文培同他出去游历各地，也是他不得已的苦衷。他很怕北大一方面因此同他隔绝，故托郭先生邀我去一谈。我就去见他，他开口就说：‘I don't want to be isolated’（我不想被孤立），可想见他的感想。我与他约定后日去看蔡先生，并约定星期四晚上邀北大的几位同事和他相见。”[1]孟禄访华是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关于他在华的活动已经有了很详细的研究，但胡适所记的事件却被长期忽略。实际上，这一事件涉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的矛盾，颇为重要，反映了借鉴外国学制进行变革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在制度转型时期的派系纠葛，只有追根溯源，方可澄清史实，检视二十年代中国学制变革中的复杂状况。 一 事情要从杜威(John Dewey)访华开始讲起。杜威访华，肇始于他1919年初的日本之行。是年2月，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得知杜威到日本游历、讲演的消息后，即致函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商讨邀请杜威访华的办法。最后由杜威的三位中国弟子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分别代表北大、南高师、江苏省教育会负责杜威来华的接洽事宜。杜威在中国的两年时间里，一直与“新教育共进社”的五家合办者——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暨南学校密切配合，共同活动和发行著作，推行新教育。杜威在北大、教育部进行了近半年的五大系列讲座，在南高师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讲座，在北高师教育研究科讲了几个月的“教育哲学”。因而，在中国学界，与杜威直接有联系的高校是北大、北高师和南高师这一南二北的三所高校。北大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学术机关，邀请杜威访华的团体中以北大最具学术实力，相较于南北高师主要是关注杜威教育哲学的方面，北大因为有哲学教授胡适，更具对杜威思想全面介绍的权威性。作为杜威少有的中国及门弟子，胡适在国内首先对杜威学说作了详细的文字介绍，并作为北大代表，也是北京教育界唯一的代表到上海欢迎杜威。在杜威历时两年的中国行中，胡适大半时间都陪伴在侧，甚至打算辞去北大职务专门陪同杜威。[2]杜威离开时，胡适又写了《杜威先生与中国》的文章送别。其实杜威的演讲内容非常专业，也不引人入胜，潘光旦先生回忆当时在清华听杜威演讲实验主义哲学的情形：“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3]但胡适为杜威做的翻译则吸引了很多人。当年听过胡适做翻译的杜威讲座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后来回忆：“1919年秋的一天，她的一位朋友约她到北京高师去听杜威讲演，她因不懂哲学又不懂英文，不想去听，朋友则劝她：你不用想这个那个的，有一位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做翻译，不但说的有精神，而且说到一般人都可以懂哲学，他本人还非常漂亮有风采，你非去听一次不可。杨去听了后，对胡适的翻译赞不绝口。”[4]杜威的到来无疑为胡适增添了声威，胡适也因此成为杜威思想的中国代言人。当时胡适还着力想促使杜威与北大定一个长约，但因北大的风潮变动没有成功。作为北大的教授，胡适与杜威的密切关系必然加强北大对杜威的学术垄断。 紧接杜威访华的美国教育专家孟禄是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他直接参与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对1922年学制的制定起了直接影响。因为孟禄是教育行政和中等教育方面的专家，他主要对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发表了很多看法，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没有提出具体意见，但他的访华却成为透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界内部派系分歧的重要事件。 1918年夏，严修、范源濂等人赴美考察教育，结识了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部长的孟禄，得到他诸多帮助指导，就有意聘请他来华。1919年冬，袁希涛、陈宝泉组织欧美教育调查团赴美，因有感于中国教育的空虚和美国教育的务实精神，再次商诸孟禄想聘请他来华调查教育状况，希望他能以欧美科学的背景及其自身丰富的实际教育经验，诊断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以谋求改进的方法。孟禄觉得“杜威之在中国，乃一种启发式之讲演，对于中国教育前途，恐无多大利益，若囗中国教育之改进，非先从调查入手不可”[5]，所以欣然应允，后因哥伦比亚大学教务繁忙及家事拖累，一时未能成行。1921年8月，孟禄致电中国教育界，他将作为校董之一来华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愿借此机会践前日之约。于是国内教育界知名人士严修、范源濂、张伯苓、陶行知等人遂电请孟禄延长旅行时间，以调查各省教育。同时，为使调查顺利进行，还在京发起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作为此次调查的枢纽和将来一个永久研究教育机关的预备。实际教育调查社在北高师设立筹备处，负责筹划孟禄调查与讲学事宜，主要拟订调查的事项、方法、区域、形成和随行人员。北高师校长邓萃英被推为临时主任，主持一切事务，由该校教育科教员王文培、汪懋祖协助。北高师《平民教育》杂志社还特地出版了一期“孟禄专号”，为孟禄来访铺路宣传，该校教育科教员王文培作为北京教育界欢迎孟禄的唯一代表到沪，陪同孟氏北上。 孟禄于1921年9月5日到达上海，1922年1月7日回国。在历时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主要是北高师教育科教员王文培、南开大学主任凌冰、南高师教育科主任陶行知等孟禄的中国弟子陪同翻译，他们过去都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另外北高师教育科学生王卓然、汤茂如作为助手担任翻译助手和书记职务。孟禄调查了北京、上海等9省18市的二百多处教育机构和教育设施，并应邀在各地讲演、座谈和讨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调查结束后，在北京召开了盛大的教育讨论会，报告调查结果。由于实际教育调查社设立在北高师，陪同人员多为北高师成员，所以相较于杜威与北大的亲密关系，孟禄则和北高师更为接近。杜威访华初期正是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界各高校联合抵制北洋政府，关系很好，但随着学制变革的推进，北大与北高师因高等师范的变革方向产生分歧，孟禄访华时矛盾已经公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