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886(2007)06-0085-05 人类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步入了“后现代社会”，①“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文化倾向是后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胎中，正式出现于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美国扩展到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来波及全世界影响至今。“后现代主义”文化倾向像一块巨大的磁石，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现象被吸附到它那里，形成了巨大的思想文化景观。詹明信就明确指出：“‘后现代’就好比一个偌大的张力磁场，它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文化动力，最后构成一个聚合不同力量的文化中枢。”他还同时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眼前这个既源于美国又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后现代文化现象”，随着全球化浪潮，它已经“笼罩着世界上的所有文化”。[1]而“‘后现代主义’之所以会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成为一个‘响词儿’，实在是应该归因于某个特别的契机，以及为数有限的几部论集在国内的传播”。[2]这个契机就是美国詹明信教授1985年9月至12月在北京大学的讲学，其讲稿以中文书名《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出版，在中国文化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加之伊哈布·哈桑、佛克马等人的著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讨论至今还十分热烈。 本文拟从后现代主义文化倾向给我们的影响这个角度来分析其对当代大学生思想价值观念的负面影响。 一、后现代主义文化倾向描述 在后现代社会，形成了“无所不包的工业化状态”。“机械化、标准化、极度的专业化和承包分配化，这些在过去只决定实际工业商品生产领域，而如今它们已渗入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农业已一步一步地与工业一样变得工业化；流通领域，如信用卡之类，与生产领域一样活跃；娱乐形式也和劳动组织一样健全”。[1]换言之，工业化的组织管理渗透到了农业、商品流通、文化生产、娱乐消遣等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电脑化、电子资讯、绿色革命、新殖民主义等形成新的国际秩序，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如“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速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1]而丹尼尔·贝尔则高屋建瓴地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政治领域追求的是“平等权利”，经济领域追求的是“经济效益”，“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的压迫局面下”，思想、艺术、文化领域则追求“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个性化”、“独创性”和“反制度化”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主导精神。[3]在后现代社会，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知识领域的空前扩张，不仅深刻地影响乃至规范着人类的心理倾向、认知范式和行为模式，而且使许多事物失去了往日的神圣性、神秘性和纵深感而被“非神圣化”。[4]这一切的一切，对现代社会诸多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震荡。 后现代主义以其怀疑精神和解构能力，披上了一系列“反”(counter-)的外衣：反文化、反美学、反智性、反文学、反价值、反理性、反崇高、反英雄、反整合、反有序、反中心、反深刻……而批判与反抗则是其内在的核心力量。 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目的是想通过反文化的激进方式，使人们对旧事物一律厌倦，从而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实质上，它是一种以反文化为其内容和特色的新文化，因此，对传统文化来说具有特殊的历史蕴含，它既是终结，又是新的开端。当代文化变迁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过去多数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乔伊斯②和毕加索③等现代文化艺术，如今不但不再怪异和令人抗拒，它们甚至已成为经典，而且现在对于当代人似乎是相当现实的。在今天的社会和生活里，只要你环顾周遭，就会发现许多事物都被五花八门的“文化产业”所诱惑、所统摄，文化已经成为“快餐文化”，而“文化快餐既不再是人们理解或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也不是只有少数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精英才能领悟的阳春白雪，而是人人可以享受的日常消费。它完全是文化工业和商业化的产物”。[4] 后现代主义的反美学，表现为“后现代文化与美学浸润了无所不在的商品意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在此归于失效，商品秉有一种‘新型’的审美特征，而文化则贴上了商品的标签。复制、消费和平面感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代码”。[5]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虽然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激进的试验，也破坏了一些传统的规范和原则，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文化与文学的基本品格，就是“在现代主义的巅峰时期，高等文化跟大众文化（或称商业文化）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美感经验范畴”。[1]可在后现代社会里，一些主要的界限和分野消失了，高等艺术和商业形式之间的界线越来越令人难以厘定，“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1]后现代主义的反美学，表现为它是一种视觉美学，电影、电视、声音、图像等给现代人造成巨大的冲击力、眩晕力。正如贝尔所说：“声音和景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3] 后现代主义的反智性，明显地表现在知识性质的改变。在后现代社会，由于科学与技术的飞速发展继而完全改变了知识的性质。利奥塔尔就指出：“在这种普遍的变化中，知识的性质不会依然如故。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6]“数据库将是明天的百科全书，它们超出了每个使用者的能力，它们是后现代人的‘自然’。”[6]特别是由于电脑和网络，“今天一根头发丝般细的光纤能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二十九卷的全部内容从波士顿传到巴尔的摩”。[7]由此导致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都随之而发生了变化。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知识的基础是语言，伽达默尔却又说“语言既是桥，又是墙”，知识失去了“传统的价值”，而成为商品化的重要领域。而且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将成为现实，正如贝尔所说的那样，作为以知识组织起来的后工业社会，将是科学技术作主的时代，知识和教育将是社会分层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