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简称文科评价）问题在当前引发了许多争议和非议。文科评价本应是一种学术评价，它应由学术共同体主持，是以推动学术的继承和创新为目标、与资源配置相联系、与物质—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学术体制。但是，现行文科评价系统、评估标准，有很多是从理科评价和工程评价中简单搬过来的，模式单调划一，方法机械简单，加之迷信量化考核，追求数字指标，特别是在具体评价活动中，受到大量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学风浮躁，弄虚作假猖獗，明显悖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内在规律。这种情况，加上社会风气不正的大背景，容易把“经”念歪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现在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在面对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急剧扩张而评价又如此困顿之时，能够对现行的文科评价问题本身作出深刻地剖析，把评价主体和评价制度层面的缺失找出来。对这些问题，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适当的对策了。 一、评价者角色失范是为大忌 法治不同于人治，但法治并非超越人而自我运行的，相反，却是要靠人去实现的。离开了懂法且依法的人，何谈法治，充其量只会似是而非地去对付你而已。 同样，公正公平的文科评价活动能否开展当然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恰当的评价体制，这首先要求制定一套好的制度，而好的制度本身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既具有公信力又具有鉴别力的学者才有资格出任评价者的角色。因此，还将预设一系列的机制，以防范评价者的道德出轨，保证良性评价制度的实施。 然而，正如有人批评的，当前的文科评价体制和机制不期然造就了另类“学者”，即在通常的学术研究者之外，形成了颇成气候的另类——可称之为“学术活动者”的准学者。他们“三分治学，七分攻关”，精于拉关系、走后门、搞交易，是现行学术评价模式下的“弄潮儿”，最后，他们竟然变成自己不搞学问、但却主导学术活动的“老板”。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中，专家系统十分重要。学术活动特别依赖系统的自治和共同体内部的评价，因而专家系统的自主权对于知识认定和制度安排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对于学术争鸣，在正常的状况下，外行并无发言权。专家系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才能保证其独有的解释权威，它们是评价体系的核心；如果非学术组织和因素过多地渗透和干预，则会使之失去信用。 不过，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权在中国的文科评价活动中目前却难实现。这是因为，专家系统及其同行评议在中国所受干扰太多。中国社会至今仍是一个人情社会，谁也摆脱不了求人帮忙和为人帮忙，这对于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是不利的。在中国特有的“差序结构”中，作为一个“单位人”，每个评价者都名正言顺地要为本部门争人才、争学科点、争面子，要为朋友、同事争资源、争奖励，等价交换原则大量渗透到评审中，评价者由此发生了角色错位，成为某部门或某个人的代言人，使正常秩序下的公平竞争蜕化为无序竞争。 西谚有云，“任何人均不可为自己事务的法官”。学术精神的本质在于自由，学界的主流价值是求真。东西方文化尽管有许多差异，但在要求评价者的“道德—文章”二者不可偏废方面，却是相互呼应的。评价者应当自律、自爱、自尊，不以物喜、不为物累，珍惜学者的学术操守，坚持学者的独立人格。评价者在学术对话和交流时，特别是对利益分配，不能既参与分配，又主持分配；既是“候选人”，又兼任“评选人”；既是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当前评价中出现的最不可思议的问题是，评价主旨和评价主体都被异化了，结果，评价所造成的竟然是假繁荣。人们追逐那些被人为强化的所谓学术指标，反而忽略了学术精神本身。 二、对量化方法的片面强调导致形而上学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便于对学术研究从事管理和激励，从上到下，许多学术机构都引入了学术成果定量化评价方法。通过定量规定研究成果的等级，计算研究成果的数量，赋予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劳动以不同的分值，从而加以计酬和奖励。在美国首先出现的这种量化方法最初引入理工科，接着呈现出强化和扩张的趋势，最后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也几无例外。 学术管理的定量化被西方学者称为“麦当劳化”，其核心是专注于“形式理性”：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效率至上性、技术取胜性。[1]量化评价提出的所谓在经费、学科点、院士数、成果级别、经济效益等诸要素的计量上一视同仁或按比例换算的法则，其结果是不论人文社会科学实际上与这些要素是否直接相关，也不论实践上是否可能做到，都要花主要精力，甚至不惜代价去追求这些要素指标的最大化，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伤害了人文学科和教育。从机构到学者再到成果的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层级，被整体矮化，学术生态趋向恶化。 我国时下风行的学术量化评价涉及的领域十分宽泛。每个学术机构都可以围绕论文、著作、课题、奖金等不同目标，建立自己的得分即量化指标体系；把学者研究成果的价值按照“课题、著作、论文、译著”排序，按级别、数量、排名位次赋予分值；把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等凡与学术研究有关的活动都纳入量化的范围。受成果量化的影响，科教文卫，各式人等，都要求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要有一定的“科研工作量”，才能上岗、评优或发放津贴、晋升职称。这种硬性规定自然会鼓励低层次或速成式的写作，造成“成果”泛滥。在虚假学术繁荣的表象下堆积起无数的泡沫文字，湮没了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这样的量化评估导致研究人员不去努力实现研究目标，而去追求获得最大的计量得分。量化评价方法激发了大量回避重大难题的短期功利行为，以及把成果拆解发表、重复发表、增加自我引证等对于学术研究本身并无意义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