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7)06-0099-08 城市的文化品格，是指城市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凝结而成的，反映其理想目标、精神信念、文化底蕴、审美情趣、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价值观念体系和群体意识。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在其漫长的城市文化发展史中，有两个“三分之一”尤其值得关注。其一，北京近三千年的建城史中，有近三分之一即近九百年时间是作为中国的“首善之区”存在的。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首善之区的文化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需要的影响，但首都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却是以文化为根基的” [1]。其二，中国自太学创立以来两千余年的高等教育史中，亦有三分之一即约七百年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而从教育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2](P3118-3119)，“首善之区”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恰恰是以其在教育方面的先导性和辐射性为前提的。可见，“首善之区”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先进的“首善文化”为基础；而先进的“首善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又必须以先进的教育，尤其是居于教育链顶端的高等教育的进步为前提。 因此，所谓北京的文化品格，就是一种以发达的高等教育为首要标志的“首善文化”的品格。那么，何谓“首善文化”？“首善”一词最早出自《史记·儒林列传》：“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2](P3118-3119)意谓实施教化自京师开始，京师为教化的起点和先导。大约从宋朝起，“首善”一词被用来专指国都，意思是国都文化水平最高，是全国的楷模[3]。而今，“首善之区”的功能定位早已不可与古代同日而语。党中央已经提出，要求北京努力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各个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前不久在北京市第十次党代会上，刘淇书记也在会议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力办好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开创首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繁荣、文明、和谐、宜居的首善之区。”①可见，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对“首善文化”的含义起码应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作为与“首善政治”、“首善经济”、“首善社会”相平行的一个方面，对首都其他几个方面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支撑作用；二是作为文化发展的排头兵，对全国文化发展的示范和辐射作用更胜以往。 北京的“首善文化”品格，具体表现出以下特征：其一，经世性。北京文化被赋予了一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从国家民族利益着眼，不拘眼前小利，雍容大度，志向高远，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为特征的经世性格，这也正是北京文化显著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之处。其二，先导性。就梁启超所提出的文化三层次，即器物——制度——伦理三者而言，相对于上海、广州等另外一些以“开风气之先”而闻名的城市，北京在衣食住行等“器物”的层面上，算不上是一个“时髦”的城市；它对文化的引领，更多地表现为在制度和伦理等更深层面上的思考和变革。其三，包容性。北京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的、多元文化荟萃的中心，近代以来，更成为中外文化对话、融合的重要平台。 近几年来，随着北京市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成功，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开始，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各项工作的全面展开，以及“国家首都、历史名城、世界城市、宜居城市”发展定位的确立，学界对于北京“首善文化”的讨论日趋热烈②。但迄今为止，关于大学与北京文化品格的关系，尚未见有专文论述。而这方面的讨论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在北京文化“首善”品格的形成过程中，大学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是促使其内涵不断变化、丰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主导性因素。 一、古代大学与北京“首善文化”品格的形成 其实“首善之区”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很早即为统治者所高度关注。西汉元狩元年（前124），汉武帝在董仲舒及丞相公孙弘的建议下，建太学于京师，并创立博士弟子员（太学学生）制度，是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开端。而就在太学创立的同时，董仲舒便在《对贤良策》中提出：“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4](P140)也就是说，太学是封建王朝培养“贤士”的最高教育机构，而“贤士”的培养，又关系国家教化的本原。其后至隋代炀帝时期，改设太学为国子监，名称虽有变化，其培养士人、教化天下之宗旨则一脉相承。 元大德十年(1306)，北京于安定门内成贤街（后改名国子监街）建成国子监，这是北京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它的建立，奠定了北京文化“首善”地位的基础。之后，历元、明、清三代，国子监的教化意义被封建统治者一再强调，北京“首善文化”的至尊地位也从而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康熙八年，敕谕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曰：“朕惟圣人之道高明广大昭垂万世，所以兴道致治敦伦善俗莫能外也。朕缵承丕业文治诞敷景仰先哲至德，今行辟雍释奠之典，将以鼓舞人才，宣布教化。”[5](P255)康熙四十一年，上谕礼部：“训饬士子文，若令各府州县学宫一体勒石，恐有不产石州县地方，或致借端扰派，应俟国子监勒石后，以撰本典颁各省转发所属学官，一体遵行。”[6](P261)同治元年年底，清政府再次下诏敦促国子监祭酒、各省学政切实讲明正学，端正士风：“太学为自古培植人材之地，我朝振兴庠序，加意教习，世宗宪皇帝赏给库银，增置黉舍，首善之区，四方观瞻所系，必得如唐之韩愈、宋之胡瑗，躬行实践，讲明正学，以为表率，人材自能蒸蒸日上。” [7](P147)上述一系列煌煌上谕，一方面突出了国子监“兴道致治敦伦善俗”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四方观瞻所系”的特殊地位。而从传统教育的宗旨和传统士大夫的价值取向来看，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的教化功能的不断强化，无疑对其基本文化品格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