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自由，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国内学者对此多有论述，但重点放在对国外大学的介绍上；对中国的学术自由，则多立足现状、采取批判的态度，似乎学术自由天生异域，而且从来不曾“光顾”中国。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只要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站在客观的立场，平心静气往后看，就能发现中国曾有过学术自由的黄金时期，不用说两千多年前的“春秋百家争鸣”，中国近代的学术就自由得让人有点“匪夷所思”，可惜这笔财富开掘得很是不够。往者不可谏，逝者如斯夫，对这个时间跨度上并不遥远但精神气质上已经遥不可及的年代进行回顾，或能有所收获。 这里的“过去”，指的是中国近代，具体包括从辛亥革命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这30余年的时间。所谓“史窥”，就是用小叙事的方式回顾历史，再现历史，以史带论，让在历史中活动的人物来说话、来行动，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管窥豹，通过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展现当时的学术自由风貌。诚如有学者指出的，“真正的校史教育，不是靠校长、院长、系主任来讲的；真正承当如此重任的，是学生宿舍里熄灯后的神聊。”① 神聊所聊的不是宏伟蓝图、大政方针，而是活生生的人物和具体的事件，点点滴滴、惟妙惟肖，在这些人和事的背后，隐藏着历史发展的玄机，这大概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吧。 过去的大学，其学术自由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今天身处大学之中的人们，不管是校长还是学生，往往只能叹为观止：校长胆敢当面顶撞总裁，骂他是专制军阀，或者对政府的指示明顶暗抗，软硬兼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教授也常常对“上面”下达的命令嗤之以鼻、置若罔闻，上课时可以随心所欲地以任何方式讲述自己想讲的任何东西，而且不仅在课堂上讲，还要到操场上、广场上去讲，甚至是连讽带骂地讲；学生可以就某一学术观点毫不留情地批评教授，甚至就在课堂之上当场把教授轰下讲台；教授常常加入学生的学术社团，和学生一同就某个问题吵得唾沫横飞，之后又主动帮助学生修改文章、出版著作，亦师亦友，相得益彰，其乐融融……是什么让这些校长、教授、学生有如此高涨的激情、如此丰富的创造力？他们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和能量，竟能在那样一个山河破碎、战火纷飞、血泪交织、白色恐怖遍及大地的时代，毅然决然地同时又是奇迹般地开辟出一个自由的学术天地？ 本文主要围绕几个决定学术自由的因素，通过对近代中国学人的一些活动事例，从不同角度揭示近代中国学术自由的原因，以为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提供一面镜鉴。 二、传统沉淀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政府腐败，列强侵略，战祸连绵，民不聊生。“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家不幸学术幸，政局越是动荡，学术越是繁荣，这已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铁律”。当时的中国，不仅“礼崩乐坏”，而且西学东渐，前者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相似，而后者则是当时所特有的。正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造就了一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身上蕴藏着传统意识、世界眼光和济世情怀。东西文化的精粹在他们身上交相辉映、冲融荡漾。这种辉映冲融的结果，造就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主要表现为“士大夫”情结和世界眼光。例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再加上吴宓和李济，从教育背景上说，是完整的中西两面，全部出过国门，对中西学术都有深刻的了解。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成材和贡献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先看“士大夫”情结。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精粹，余英时提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理想人格的“士”与西方知识分子有着精神上的暗合，例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与西方知识分子所要求的除了专业工作外的，对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的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深切关怀是一致的。这种“士大夫”情结在过去的知识分子身上十分明显。 当时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兼济天下”的情怀，这种情怀构成了大学教授令人敬佩的精神“底色”。罗家伦在一篇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前两年，蔡元培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请蔡先生吃饭。蔡先生苦劝他改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看见蔡先生的眼泪，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③ 正因为秉承了“士大夫”精神，教授们往往能超越自身的利益，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④ 在当时，这种豪放旷达之人的率性之言是不鲜见的，例如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这在当时是何等犯忌的事。”⑤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⑥ 即使这样也没人把他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