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07）05-0059-12 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思想与实践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蔡元培所持的“兼容并包”之道，不仅成为近代大学一致追求的办学理念，也早已是“蔡元培精神的象征”[1]，不断地被纪念、被追忆，也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近年蔡元培研究的相关论著来看，研究者在切入问题的视角、选取的史料甚至某些具体的论述策略等方面，基本沿用了相似的思路，即把“兼容并包”作为北大改革的办学方针这个确定结论来使用，一般列举延聘新派教师、创办和扶助各种社团和刊物以及创设评议会、教授会作为论据。如果稍加追问就会发现，“兼容并包”如何作用于北大仍有许多问题需进一步讨论，如蔡元培自己是以何种方式提出和诠释“兼容并包”的？他的解释与落实于北大改革中的“兼容并包”是否存在差距，变数在何处？“兼容并包”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取得各方共识，并最终成为近代大学理念的？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以为，需要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静止走向变化，以一种立体化的动态方式来进行考察。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梳理与描述，以历史中的意义彰显蔡元培对“兼容并包”不同层次的诠释。 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从词源上考察，“兼容并包”一语，出自《史记·司马相如传》：“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其意为广采博收，兼取并蓄。此后历代论述也基本采用《史记》之义，未有大变。至近代，梁启超在《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总纲中也曾提及：“今当于大学堂中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分列班次，循级而升，庶几兼容并包，两无窒碍。”[2] 可以说，“兼容并包”并非蔡元培的“独得之秘”，但无疑直至蔡元培的重新诠释，“兼容并包”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才得以真正彰显。 回溯北大校史，蔡元培首次明确把“兼容并包”与北大改革相联系，可追溯至1918年11月10日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创刊的目的之一即为“释校外学者之怀疑”，以《月刊》“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此处，蔡元培提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并引用《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形容[3] 451。次年3月，在与林纾论战中，蔡元培再次解释了“兼容并包”，即“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4] 576。他自己最早对于“兼容并包”的回顾，是在1919年为新潮社编辑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之《传略》中：“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曾于《北京大学月刊》之发刊词中详言之。然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遂有林琴南君诘问之函，孑民据理答之。”[5] 673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蔡元培也曾表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6] 501-502从中不难发现，蔡元培对“兼容并包”的理解是基于“兼收并蓄”的本义。此后他对于大学的体认也是由此而来。他认为，“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所以一种讲义，听者或数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别有一种讲义，听者或仅数人。在学术上之价值，初不以是为轩轾也。如讲座及研究所之设备，既已成立，则虽无一学生，而教员自行研究，以其所得，贡献于世界，不必以学生之有无为作缀也。”[7] 597从上述蔡元培的种种诠释可知，“兼容并包”的重点在于通过容纳不同学术派别，对高深学问的追求营造北大学风，由此带来北大学术自由争鸣的学院氛围。 蔡元培选择文科入手改革北大，除了“曾广泛涉猎文科的各门知识”，对文科“如何改革，基本上成竹在胸，而对理科的情况不太熟悉”的原因之外，北大文科所秉承的学术传统也需考虑在内。学术分科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中国传统的科目大多划归于文史类学科，所以北大文科得以成为思想中心并非偶然。再加上当时北大文科又聚集了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其所收到的关注自是较其他系科更多。① 经历过“北大学术风气转变最剧烈的时期”的杨亮功回忆到：“一个大学学术思想之转变，因而推动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这并非是意外之事。但是北大学术思想转变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焦点。”[8] 从聘任教师到办杂志、组社团、改革学制，这些影响北大今后气象格局的举措，大部分都发生在文科各系，所以本文考察北大各学术派别的兼容还是多以北大文科为中心。 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一般都被看作是德国大学的经验作用于北大。② 蔡元培与德国大学之间的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1910年底，蔡元培所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一文就在《教育杂志》发表。文中于德国大学职员的选举，教授的任免，校内有决定权，以及德国大学将学术研究与讲授知识“融合而为一”等均有扼要的论述。此文作者巴留岑（F.Paulsen，今译泡尔生）将欧洲近代大学约分为三种，“即别各国大学为英国风、法国风、德意志风三者是也”，将“德国大学之特质”概括为“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通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并认为“大学教育，以科学的教育为主，实为事理所必至。盖其目的，非职业上实地之训练，而在授以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的研究之径途也。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一。”[9] 而与之相类似的论述，我们也可以在蔡元培的言论中寻着痕迹。他在任教育总长之时起草的《大学令》就规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10] 8此后每年开学典礼，他亦不时强调大学研究学理取向，如：“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11] 382“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12] 700《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中他曾言：“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3] 450比较巴留岑与蔡元培的言论，可谓如出一辙。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无论是制度上的建构，如教授治校、建立评议会制度，还是对于延聘教师时所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之原则，抑或是组织各种社团、研究会，无疑都是基于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理念，而其源头则是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