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王先胜 《社会科学评论》，2008.1.5～21 文章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分析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材料用于史前研究，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问题，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中国、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不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科学文化”这一项目或内容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 国学、汉学和“百年留学生文化” ——兼论理性高于权威 李幼蒸 《太平洋学报》，2008.8.1～12 原始仁学面对的自然、社会、知识环境与现代社会迥异，而原始仁学及其现代义解所共持者：义利之辨和紫朱之辨。“义利”为仁学伦理学之原则，“紫朱”（真伪）为人学伦理学之方法。将二者运用于当前国内外学术现象，以新人学之“义镜”，反射出错综复杂的文化学术界之“利薮经纬”：今日国学、汉学、留学文化所内嵌之功利主义痼疾，实导致中华文化在物质性成就不断提升的同时，将结构性地降低其民族精神文化之水准。对治之策正是返归仁学精神本身。历史辩证法在于：最古老的东方伦理学智慧，在最现代的西方等符号论协助下，有效提供人文科学现代化的认知标准和工具。“伦理学”（传统原则）必须与(知识论现代工具)结合，才能成为有创造力的精神实践手段。 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 ——为什么民俗学疏离了“近代” 岩本通弥 《文化遗产》，2008.2.78～86 日本民俗学本来把自身规定为研究当下之学，但在今天却疏离了“近代”。其原因在于战后的“民俗学”把“民俗”当做客观材料来看待，视“民俗”为研究对象，致力于通过提高材料的精确性、客观性，尝试把民俗学科学化。这种取向与柳田国男追求的民俗学并不相同，柳田国男的民俗学不是研究“民俗”，而是一门通过“民俗”进行研究的学问。今天的民俗学应该回到柳田国男倡导的民俗学，从“当下的日常”中确立自身的定位。我们的研究还是应该回到针对“已知的”、“理所当然的”这一文化的历史性，还有被这样认为而容易被忽视的文化自身的研究上来，如柳田国男所说，“即使是俗气的没有价值的事也不应该小看”，这样的问题意识和重要无形民俗文化遗产之间相距甚远。 现代性与视觉文化中的旅游凝视 周宪 《天津社会科学》，2008.1.111～118 文章主要讨论的是现代性背景下旅游的兴起，旅游者与景观之间隐蔽的关系。在旅游开始之前，媒体已经完成了对旅游者的规训，规定了他们对景观的期待和满足感，尔后的旅游不过是对这一规训的实践而已。对当代旅游业来说，任何景观都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实在，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被“发明”的符号，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旅游需要。凝视是旅游者主体的希望，凝视的对象便是以图像呈现出来的景观。旅游的景观需要旅游者的凝视，它诉求于并塑造着旅游者的视线；同理，旅游者的凝视又总是寻找着符合旅游想象力和期待的景观，并从这样的景观中得到视觉体验。于是，这便构成了景观与凝视之间互动的辩正关系。这种关系揭示了现代旅游商业性、文化参与和生态学介入的复杂关系，以及现代旅游者凝视的被动性和被压制性。 东方历史与民族主义 赵稀方 《上海文化》，2008.2.5～16 对于西方的后殖民理论，中国学界——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左派——常常认为与中国无关，因为中国并没有经历真正的被殖民历史。这种看法失之肤浅，至少表明他们对于后殖民理论特别是这一理论与东方的关联和研究情况可能了解不多。察特吉关于印度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关系的独特分析，杜赞齐对于中国近代以来以线性目的论和进化论的启蒙历史观为基础的国家主义史学成为主导过程的考察，这些在西方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的学术论述都足以成为我们重新看待“后殖民与中国”这一重要问题的重要参考。站在中国学者的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的历史”的话语实践应该不失为“后殖民”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