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常听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一种说法。这应该是指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它的独特性、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上，倘若雷同，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基本存在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时代仍需要的是文化的多元、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互动。 联合国2004人类发展报告作为结论宣布：本报告否决文化差异将导致文明冲突的理论，接受南非图图大主教的意见：“我们为差异而欣喜”。去年在日本召开的2005世界文明论坛，也是以讨论“全球化时代的差异”为主题。前些年，国内外都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随着互联网等各种高科技的发展，各种新兴媒体的出现，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驱逐，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出现了一种日益趋同、并变得越来越一体化的趋势。我在2000年初曾著文驳斥这一观点。①但那时候论述的思路是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独特性和差异性。 然而，当我们认识到文化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差异性之后，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认为只要是“民族的”，就一定是“世界的”，那我就觉得，这恐怕又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缺乏一种深层次的、辩证的思考。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人之所以能够彼此理解，相互沟通，不同文化之所以能够交流，我觉得是因为在至高的精神层面，肯定还存在着某种普世共通的精神价值。当然，我们在陈说这种“普世共通”的精神价值的时候，也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即那种利用自己强势的话语权，硬把自己所奉行的价值观说成是普世性的价值观的文化霸权主义倾向。但这后一种倾向其实还是很容易区别的，因为它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强加于人”，这和我现在所说的出于“见贤思齐”的愿望而自觉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这里所强调的这种普世性的精神价值，并不是站在文化输出的一方，而是站在文化接受方的立场、为接受方所认可的那种带有普世性的精神价值。而这种普世性的精神价值，在我看来，则是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化之所以能够与异域、异族和异己文化进行交流的一个价值基础。没有这样的一个普世性的价值基础，任何独创性的文化都不可能在异域文化中得到欣赏、认同和接受。 毫无疑问，中国具有她的一个独特而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必须明智地承认，一，这一文化其实并不具有终极意义上的独特性，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中国的，就必然是世界的，就必然会得到世界其他国度、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圈的欣赏、认同和接受；二，这一文化即使具有了某种物质层面的民族特性，如果这种特性不能上升到更高一层的精神层面，转化为某种带有普世性的价值观，那么，这种民族特性就只能停留在自我展示——当然肯定也是能引起别人赞叹——的层面，但是却并不一定具有一种为其他民族欣然领受和仿效的影响力。我们只有在自己的文化、包括在我们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将那些不仅具有优秀的民族特点、而且能将这些民族特点上升为具有普世性精神价值的文化遗产发掘、清理出来，让这样的文化加入到今天能够为世界大多数民众所认同、赞赏、并化为己有的价值体系之中，那么这些文化才能变成是“世界的”共同文化财富。 在此我不禁想到我们长期以来的对外文化宣传。无论是我们走出去办文化展览，还是在家里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宾朋游客，几乎是千篇一律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京剧、烤鸭、熊猫……而当我们看到外国友人对我们的大好河山，对我们种种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啧啧赞叹的时候，我们便自得地以为人家对中国文化表示了认同。殊不知，这种第一眼的赞许其实与真正的文化认同还有相当的距离。真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在我看来，那应该是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所表现出的一种独特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它应该体现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一种能让人心悦诚服、欣然领受、乐于付诸实践的价值观。长城、故宫、兵马俑、丽江古城和苏州园林等这些文化遗产和景观，固然美轮美奂，令人赏心悦目，然而，所有这些历史的文化遗产，却并不能自然地等同于你今天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影响力。遗憾的是，我们——特别是负责文化宣传的有关部门和机构——对于这一点还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 著名的文化学者余秋雨曾谈及他亲历2001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和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的感受。汉诺威世博会开幕前，根据当地的民意测验，中国馆在“最想去看的馆”一项中排在第二位。然而，那次世博会上的中国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的图片，还有一些中国风景名胜的照片灯箱，再就是一座不大的长江三峡的塑料模型，一个中国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一具标注着针灸穴位的人体模具，边上放了一些中药。结果，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几乎很少有人在馆内的某一个角落停下脚步，都只是用了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而在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中国馆显然也是做出了努力，但在宣传理念上还是没有太大的改观。当时，世博会的大门口有一个电脑屏幕，上面标示出此时此刻到哪一个国家馆需要在门口等候多少时间，那块屏幕不啻成了各国文化魅力的一块比赛牌，譬如，法国三小时，韩国三个半小时，日本四小时，而中国馆的门口却基本不需要等候。 余秋雨说，这两次世博会上的窘境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的几个重大弊病：(1)自以为很懂中华文化，却找不到一个真正能吸引人的中华文化的象征图像，找出来的都那么枯燥和简陋；(2)几乎不知道当代国际间的高层审美趋向，把各国观众都幻想成了“爱国老华侨”；(3)连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小心翼翼地请出了全国一流的文化智者来设计自己国家的文化窗口，而我们显然变成了某政府部门下属的一个行政行为，越是层层审查就越是平庸刻板；(4)盲目高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魅力，以为展馆的主体内容——满壁浮雕、四大发明、先秦诸子、珠算和出土文物会让各国观众停步仰望。所以，我们与德国馆相比，缺少了智慧的巧思；与法国馆相比，缺少了自嘲的幽默；与日本馆相比，缺少面对未来的创新；与韩国馆相比，缺少通俗的亲切和美丽……加在一起，中国馆严重地欠缺智慧，欠缺创新，欠缺想象，欠缺亲切，欠缺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