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中国学)①就其属性来说，是一门“跨文化”的学问，涉及双边甚至多边文化领域。就其研究者主体来说，他是在异域历史环境和异文化氛围中研究中国、发表见解的人，其所表述的思想学术成果属于他所归属的那个异文化范畴；就其研究对象客体来说，它是针对本国以外的另一个对象国——中国的研究，其所表述的思想学术成果又属于中国思想学术史范畴②。强调汉学属性的跨文化这一点，是为了同时强调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对于汉学，或者就本文具体来说，对于日本汉学的研究，特别需要一个“跨文化”的眼光。而不能如我们常常看到的，以“求同”的心理，本能地立足于本国，拘于本国视野之一隅，从而忽视和掩盖了对于汉学中更为重要的“异”因素的揭示和研究。陶德民先生《明治的汉学家与中国》一书，可以说是深得双边互动之三昧，在“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日本明治汉学研究的难得佳作。 “反哺”与“反噬” 所谓汉学家、支那学家，因其专业和兴趣之故，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预设：他们是亲近中国文化的，一旦有什么事端，他们将会是中国方面的同盟者吧。但对于由于近代西洋的袭来而引起了巨大变化的东亚世界的明治即晚清而言，这样的预设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汉学家，有时甚至可能是与事实相距很远的。③(1页) 作者在本书序章中，一开始就警醒地提出了一个人们审视日本汉学时，容易存在的这一思维误区。在我看来，作者便是带着这样自觉的警醒来研究和写作本书的，全书通过对于明治时代代表性学者重野安绎(1827-1910)、西村天囚(1865-1924)、内藤湖南(1866-1934)三人与中国关系的梳理，辨析汉学家在近代中日关系上的位置和作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具体事实上，都有所建树。 在理论上，首先表现在对于中日关系史上汉学家身份意识的辨识上。正如序章副标题所标示的“从邻人到监护人的意识变迁”，两个名词勾勒出明治汉学家身份意识追随历史变迁而变迁的起点和终点。“邻人”一词不仅指日本是中国地理上的近邻，更表明了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知识分子，在江户汉学传统影响下，仍然怀抱着与中国“同文同种”的认同意识，具有亲近中国、敬仰中国文化的情怀，如书中指出幕府儒学大本营——昌平坂学问所教授中村敬宇(1832-1891)便是这样的“邻人”代表。“监护人”一词出自内藤湖南手笔，内藤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关注中国的时局政治，戊戌之后与维新者，辛亥之后与革命者多有过从，甚至主动为各个时期的当局者、主政者出谋划策，为中国的国策、财政、文化方针、教育措施等等激扬文字，设计蓝图。这些事实，中日学者已然作过一些研究④，而本书作者通过对于内藤在日俄战争后南满洲经营论和辛亥革命后的“国际共管”论来龙去脉的深入研究，钩沉发微，使得汉学家越俎代庖、指点邻国江山的形象更加清晰。明治中晚期以后的日本，借着强盛起来的国力和引进西方文化方面的先声夺人，对于中国便不期然地产生一种“监护人”的自信、责任及傲慢，因此，要来越俎代庖地指点江山，甚至觊觎邻国的大好河山。内藤可算是日本汉学界这方面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邻人向监护人的转变，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随着脱亚入欧的步履越来越强健，日本对于东亚的扩张心态也越来越强健，政府层面是大陆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民间层面是热衷于到中国各地去探险、考察、创业的各界人士越来越多。这种情形在日本汉学(中国学)家的活动及著述中也多有体现。追究起来说，就是在中日关系新的历史阶段，汉学家如何发挥他“监护人”应有的作用？作者提要性地说道： 作为与中国这一“文明的母胎”相联接的纽带的汉学家，曾经在文化的翻译、交流上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而在上述宿命性的历史变动期，将发挥怎样的新的职责呢？概而言之，对于“文明的母胎”中国，日本汉学家们有的是发挥了“反哺”的作用，有的则扮演了“反噬”的角色。④(2页) 如此说来，这“监护人”身份其实是颇有疑义的，它既可以是出于责任、爱护的帮衬、指导，所谓“反哺”是也，哺者哺育也；同时又往往变质为源于私心私欲的干预、包办乃至强权取代，所谓“反噬”是也，噬者吞噬也。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从失败中痛感到必须向曾经的敌国对手日本学习。从那以后，经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文化教育、军事警备等近代化事业的诸多方面，纷纷效法日本，通过政治顾问、学校教习的请进来和考察大员、留学生的走出去，以及翻译引进大量日文西方文化著作等方式，接纳日本的援助和指导，走过了中日亲密合作的十多年。如书中所举1902年西村天囚向时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1830-1902)介绍日本近代教育体制，自称是“犹人子尝药而劝之于亲”；还有人所熟知的1902年服部宇之吉、严谷孙藏受聘赴任京师大学堂，以总教习的名义全权组建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和仕学馆，便都是汉学家发挥“反哺”作用之实例。有研究者曾称这段时期为中日合作的“蜜月期”、“黄金十年”⑤。这样的提法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过于简单化，有以表象取代实质之嫌？这方面也已经有中外论者发表诸多意见了⑥，本文不在此展开细说。 在以往中日近代关系史、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等研究上，论者往往易于偏于一隅，或着眼于“反哺”的一面，把战争前的合作渲染得“友好”无比，而忽略了在“友好”年代同时兼具“反噬”性质的倾向；或执著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框架，把中日关系史上一切人与事，僵硬地定位于“侵略与反抗侵略”的格局之中，而缺乏具体细致的研究。本书通过跨文化视野下的具体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日本汉学家植根于日本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必然站上或者带有本民族国家的价值立场和思维烙印，这致使汉学家从事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大体上始终不脱离对于日本民族、民族文化及国家命运及前途的深切关心上。这就揭示了“监护人”之所以可能走向“反噬”的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