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三十年前，孙越生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是中国内地最早开展针对国外汉学的研究的专门机构。时至今日，中国内地已有多家从事海外中国学(汉学)专门研究的学术机构。其间，在学术对象的认识上，我们经过了从狭义的“汉学”到广义的“中国学”的发展；在学术理路上，经过了从情报搜集、规模译介到理论总结、学术史清理乃至跨文化对话的发展。目下，关于“汉学”还是“中国学”的名义争论仍未休止，文献和理论、对话层次的研究更呈齐头并进之势，这一切，都显示了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持久活力与发展潜力。 在学术高度科层化和制度化的现代社会，一个学术领域的成长不可避免地要寻求资金扶助、政策支持等一系列制度性保障，哪怕冒着让“物质激励”取代“知识增长”成为该领域学术成长内在冲动的风险，学者们也很难主动选择在捉襟见肘的窘困中维系道业不坠。于是，谋求某一研究领域的“学科化”或者说“合法化”从学术自身的逻辑维度上看，是一种必然且有些无奈的选择。 但是，就“海外中国学研究”这个领域(完整表达是“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或者说“中国学之学”)而言，其跨文化、跨学科的复杂性使得它很难在传统的学术科层中准确地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尴尬不仅于此。正如学者刘东在《十年甘苦寸心知》一文中所总结的，海外中国研究同本土中国研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学术系谱上的两个主坐标，分别代表了“内省”和“旁观”两种路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走出教条、学会运用理性自省的道路异常艰难，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恰恰与三十年改革进程同步，因此，该领域的成长也领受了改革至今的种种艰辛。对此，孙越生前辈曾深有体会地说：“对于国内外的中国研究这种精神产品，必须架设桥梁，大进大出，即大力吸收国外中国学的成果，并把国内学者对中国本身的研究成果大量翻译介绍出去，相互交流。……但要把这个理想付诸实施，却又是多么困难。” 正如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不可阻挡一样，海外中国研究成果的洪流涌入也是时势所趋。海外中国学研究也乘势发展壮大，以至出现“学科化”的诉求和一定的现实基础。除却稳定的学科队伍，学科任务和研究范畴也得到基本确立。北大严绍璗教授在《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者的素质》(见2000年7月19日《中华读书报》)中指出：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范畴包括：(1)研究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的轨迹和方式；(2)研究中国文化在对象国语境中的生存状态——排斥、接受、变异；(3)世界各国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中国观；(4)总结各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各领域的成果和方法。钱婉约则在《从汉学到中国学》中指出其学科属性“是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和多边文化关系的边缘性学科，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学术方法上，也出现了所谓“现代的”知识清理与“后现代的”知识批判两种基本路数。 而在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学科内涵渐次澄清的过程同时，另一条时起时浮的线索是大陆学人通过“旁观”实现“内省”的心路历程。最初，异域视角和独到见解给大陆学界的惊奇与震撼，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重新回归现代文明后的差距感及随之而来对现代化的渴求。海外中国研究这扇独特的窗牖，在改革初期闯入眼帘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体系、制度管理模式及生活方式等刺激之外，向我们展示了针对熟知对象几乎全新的学术进路和思考文明的方式。接下来，围绕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展开的激烈论辩似乎代表了另一种质疑的声音：隔岸观火未必能有真知灼见；除却赞赏海外学人细致入微的态度，对其观点则嫌有肤发之论或傲慢偏见乃至“亡我之心”。于是，对“麦卡锡主义”和“民族文化消亡”的警惕也随之而来。似乎自然也便有了“河东河西”之论。再后，随着改革在经济领域的卓著成果和开放进一步加深，国力日增，文化交流愈见频繁，多元价值观和“文化多元论”作为可能更为进步的思想形态迅速扩大了其在学界以及民间的精神市场。东方与西方、普遍与特殊都可以在同一平台展开彬彬有礼的平等对话或是你死我活的捉对厮杀。 也许我们就此会发现，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同时也是某种“价值中立”倾向越来越明晰的过程。表面看这完全符合“学科化”的理性要求。 在肯定这种趋势的同时，笔者却有一丝隐忧。国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使命是否仅仅终结于“学科化”或者“为比较而比较”的比较研究。走到极端，前者就只是要一身华丽的派头而后者就是在哈哈镜前的一番自娱自乐了。换句话说，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使命不能缺少对本国命运前途的关怀，不能因为观“旁观”者的视见而失去“内省”。 关于此点，我愿意引一段朱自清先生的话，他说：“‘自知’而不先‘知他’，只是聚在方隅，老死不相往来的办法；只是‘不可以语冰’的夏虫、井底蛙、磨坊里的驴子之流而已。能够‘知他’，才真有‘自知之明’；正如铁扇公主的扇子一样，要能放才能收呀。所知愈多，所接愈广：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豪芒地渐渐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呀。”(《“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了解海外中国研究正是一种特殊的“自知”方式。摸清家底，有了自知之明，便不会茫然失措，才能有宽容的警惕和理性的平等，大陆学人面对海外中国研究复杂的心路变迁也便有了升华的意义。并且，“自知”的意义绝不止于安心。陈乐民先生说：“凡学问都是一通百通的。能在‘内心深处’悟解一种文化之真谛者，对另一种异质文化的要谛也能在‘内心深处’加以悟解，甚至臻于通解，在彻悟里融会贯通。”(《文心文事》序)如为知言，则从“内心深处”悟解中国文化也许更是融通世界文明的一条捷径。故而，“中国学之学”有一不可忽视的重要使命(也许是最根本的使命)在于通过“旁观”促进“内省”，而其意义可裨益“知他”乃至“通观”，文明间的共生与对话，也才能找到真实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