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强调可选择性(optative)表演的创造性方面和惯常性表演的规范的、结构性方面,并不是想暗示后者就是固定的、僵化不变的,而创造性只局限于前者。相反,本文迄今所建构起来的论点——它强调把表演框架本身作为交流资源来使用的过程中的创造性——为我们这里将讨论的最后一个主题提供了切人口。这个主题就是所有表演均具有的新生性(emergent quality)。②新生性的概念对表演的研究是必要的,它为理解作为一个社区普遍文化体系的表演语境(the context of performance)中特定表演的独特性(uniqueness),提供了途径(参看Georges 1969:319)。有关结构性的、惯常的表演体系的民族志建构,常常将描述标准化和均质化,但其实所有的表演都不是相同的,而且人们希望能够欣赏到每一个表演的独特个性,同时也能明了整个社区范围内表演领域总体的模式性。 表演的新生性特质存在于特定情境中的交流资源、个人能力以及参与者的目的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我们将能够为社区中的成员利用以进行表演的、交流体系中的所有方面都视为“资源”(resources)。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资源是标定表演的手段、文类、行为、事件,以及施行表演的基本规则,而表演的施行为社区建立起了惯常化的表演的结构性体系。参与者的目的既包括那些内在于表演的内容,例如对能力的展示、将注意力吸引到表演者自身、经验的升华等等;也包括其他一些期待通过表演来达到的目的,而这些目的是因文化而异、因情境而异的。最后,能力与对表演的施行的相对熟练程度有关。 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③的著作《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是最早根据新生性结构来研究口头文学的著作之一。此书是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Serbo-Croatian)口述史诗的研究,它由于为古典荷马史诗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深富影响。请看下面的段落: 无论表演是发生在家里,在咖啡馆里,在院子里,还是在贵族家的大厅里,影响诗歌形式的演唱场合的基本因素,是听众的可变性(variability)和不稳定性(instability)。 听众的不稳定性要求对表演者予以明显的关注,以使其演唱能够在根本上进行;它也能最大限度地检验表演者在尽可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方面的出色能力和叙述技巧。但是,最受听众的不稳定性影响的,是歌曲的长度。歌手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了。假如他运气的话,他能够一直演唱下去,没有听众的打搅,直到自己疲惫为止。假如听众要求,他会休息一会,然后继续表演,直到全部唱完。如果听众亲切和善,歌手的情绪得到他们的兴趣的激发,他也许会增加故事的长度,对每一处描述的段落都加以渲染。更加可能的情形是,与这一理想的场合相反,歌手在演唱开始不久就意识到,听众并不乐意接受他的演唱,因此他会缩短歌曲长度,以便能在他预料的观众期待的时间限度之内把歌曲唱完。或者,假如他判断失误的话,他可能就永远唱不完这首歌曲了。假如我们现在不考虑歌手的才能问题的话,可以说,歌曲的长度取决于听众。(Lord 1960:16-17) 洛德所描述的口头史诗表演的语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中的歌手要努力争取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使其不至于为其他因素所分散,而且可用于表演的时间长度是有差异的。史诗的形式与歌手对演唱的流畅性和灵活性的双重要求存在着显著的一致。史诗由十个音节的、行尾有停顿的许多诗行所构成,在第四个音节之后有节律中间的一次停顿(caesura)。要获得演唱史诗的能力,歌手个人必须要掌握一定数量的表现人物、行动和地点的整行和半行的套语(formulas),要培养在这些固定套语模式的基础上生成新的程式性表达的能力,要学会在运用史诗来表达本土的主题时将这些诗行贯串起来。套语的既成性(ready-madeness)使表演条件所要求的流畅性成为可能,同时,形式的灵活性又允许歌手让他的表演适应情境和听众,根据听众的反应、歌手自己的情绪以及时间限度的长短,来使史诗变得更长、更加精致,或者使之缩短和较少雕琢。当然,歌手的诗歌技巧也是一个要素,它影响着歌手能在多大强度上吸引听众并保持其注意力,如何敏锐地调整其表演以适应听众的情绪,以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何精致地呈现其诗歌。洛德记录了同一位歌手演唱的同一个叙事的不同异文,以及不同歌手演唱的同一个叙事的不同异文,发现它们长短不一,有的能相差几千诗行。 从根本上讲,洛德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他证明了在表演中编创(composed in performance)的口头文本的独特性和新生性。他对于传统的动态(the dynamics of tradition)的分析,阐明了何种要素对于史诗表演模式的生成是重要的。尽管有人认为在表演行为中,也许所有的口头艺术都是被重新生产的(Maranda 1972),但是也有丰富的例证表明,对某一固定的传统文本的机械性记忆以及坚持一字不差的忠实性,在某些社区的表演体系中的确扮演着一定的角色(相关例证请参看Friedman 1961)。这里的问题在于:完全创新的和完全固定不变的文本代表了一个理想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的两极,在此两极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新生的文本结构,它们需要在经验性的表演中被发现。对于影响口头文学文本的新生性要素的研究,一定会促成一种重要的有关文本性质的新认识,从而把它从与表演相脱离并且固定于书面的看似稳固不变的状态解放出来,放在一个集中关注艺术与社会之间经验性关系之来源的分析性语境之内(参看Georges 1969: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