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7月15日 地点：商务印书馆六楼会议室 王明毅(商务印书馆)：非常荣幸能把大家请到我们商务来开这个学术研讨会。特别高兴能够和《读书》、北大社会学系、中央民大联合主办这个活动，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合作。从编辑部的角度来说，我们有译作室和著作室。我们那套“汉译名著丛书”做了很多年，但感觉对一些新学科、新作品跟得不是特别紧，一些新学科、跨学科的东西我们做得还不够，这次这套人类学丛书也算是我们找的一个突破口。希望在座诸位以后能为我们商务出谋划策，谢谢。 汪晖(《读书》杂志社)：我非常高兴能够跟商务印书馆，还有北大社会学系等单位合作来做这样一个讨论。我们《读书》杂志经常有这类活动。有很多学者，他们翻译、写作的东西出版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专题性的讨论。这些专题性的讨论我们有时候也整理出来发表在《读书》杂志上。这些年来，《读书》关于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很多。有理论性的，有田野的，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栏目，叫“田野札记”，其实都是人类学家的著作。也有人类学家写比较理论化的话题，比如关于全球化、认同，诸如此类，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所关心的。人类学在当代知识领域当中的重要性在知识界得到了重视。其他领域的学者，虽然他们不是专门的人类学家，但也关注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和方法，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另外一点，现在出版的书非常非常多，但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出版跟讨论和评论严重脱节。很多非常重要的书，出版以后因为没有讨论而引不起重视。年轻的学生，特别是在高校，不要说本科生，就是研究生也得不到指引。有时候书出版了，但由于缺乏讨论，它们进入不了语境。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尤其是《写文化》这本书有很强的范式突破，是在方法论上发生重大转变的一本著作，它不仅仅是在人类学领域，对于其他相关领域也影响深远。美国过去这些年的跨学科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出来以后，用这些方法的是非常多的。这样的讨论我想对学术界，对年青一代，都很重要。 高丙中(北大社会学系)：我很多年都是在中文系里读书，后来接受社会科学的训练，努力在脑子里建立“科学方法”的理念，虽然总是尽量不让诗学的东西在论文写作中冒出来，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总有一些莫名的东西使思考复杂化。后来读到《写文化》一书，读出的意涵却是：不管是政治学，还是分类很怪的大社会学里的各个学科，用文字写出来的都是文章，文章里面必然包含了修辞、权力、说服关系，等等。 既然社会科学的成果不是一种原以为很纯粹的科学形式，也是自身很复杂并且纠结在复杂的关系中的文章，那么，我的问题是，在承认这种前提的条件下，我们如何再来做学术、做表述？这些都还可能吗？这实际上是一些牵涉到知识论的很复杂的问题。如果有人坚持把社会科学的成果当作达到真实、得到真理的路径，《写文化》带给他的可能只是困惑。但如果把文章当作一种交流方式的话，我们总能达到一种有一定效度的交流。好文章不一定具有最理想的效度，但总是有效度的交流。如果这样来看，《写文化》并不导致否定社会科学的想法。我们还是应该有信心去努力增加交流的效度，但同时还要坦言，我们不能够达到像原来我们这些学科的创立者们所期待的目标，不能够继续以“真理在手”相标榜。我们今天的知识生产已经在改换主要的诉求。 中国社会科学界难得见到好的民族志文本，我们的文本意识很弱。这是在座的历史学、文学批评或文化研究的诸位学者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刚才汪晖说，人类学的东西他们也都关心，但中国的人类学圈子这边还没有充分地重视和吸收文学批评领域的东西。他们对文本的驾驭，他们丰富的表达观念的手段，是人类学界，尤其是年轻一辈可以借鉴的。所以我们特别邀请汪晖、王宁、刘北成、汪民安加入讨论会，议题宽泛地定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知识生产”，这样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 我自己要谈的只是这个时期中国学界通过对人的调查来表述“社会”的知识生产。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始以恢复现代学术传统的方式形成。不管经验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它都是让一个逐渐专业化的群体站在“看”的立场，去发现“被看”的对象，从其中获得“资料”作为自己说话的凭据。这种关系稳定下来，就在中国形成经验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结构。就人类学来说，它的知识生产结构体现为一些学人借助西方的理论方法建立的一种认识关系，也就是在地域上主要以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为对象，在现象上主要以宗族与民间信仰为对象的认识关系。在这个时期，农民和少数民族被学术活动对象化，一个知识精英群体奠定社会地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过于偏重，甚至单纯以农民、少数民族群体为观察的对象来表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并想象这个“社会”的前景，这是一种很陈旧、很简陋的知识生产关系。除了对恢复学科有大作用之外，它并不能保证提供关于社会的真知灼见，也无助于一个有自知之明的知识精英的形成，更无益于农民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真实声音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