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08)04-0005-14 一、引言 我在本文要勾勒出人类学理论方面的一些当代趋势。这些思想方法是从20世纪60和70年代开始崛升为占支配地位的潮流的。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它们改变了人类学的进程。回首20世纪60年代当我还是作为一名研读人类学的学生时，我几乎已经无法辨认出时下已经变化了的人类学了。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学所发生的这种程度上的变化并非是唯一的一次，人类学历经了三次重大的变化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发生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探险扩张和殖民地化的背景下。这一阶段是由对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给予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的解释来定型的；第二个阶段大约开始于20世纪之后，一套新的解释范式开始挑战以前的范式。新的范式坚持，对于一种习俗或制度，借助于按时间先后的顺序来追根溯源，并不能对其存在作出解释。我们对于它们的解释必须依据它们与其他我们能够在此时此刻进行研究的习俗制度是如何适应和发挥作用的。这种范式的转换开始于方法论上的转变，因循这种方法论，人类学家开始致力于田野调查。这开启了民族志，它成为20世纪人类学的支柱和标志。尽管有许多先驱对于民族志的创立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最应该铭记的两个名字是德裔美国人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和英国的波兰移民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第二阶段对于民族志的强调带来了几方面观念的持续发展：将研究对象视为个体的人；“一种文化”的观念，它具有在其自身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独特形态；为了理解一种文化的这种独特的形态而发展起来的相对论的观念，人类学家不能急于对现实和真理作出假设，而是要积极地具体表达将世界划分为不同语言和文化的解释间隙②。 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和政治剧变(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美国的民权运动)，人类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时下。旧范式的关键成分受到了挑战。首先，博厄斯关于一种文化的所有方面都是平等地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受到了一种复兴的唯物主义者方法的挑战，这种观点认为生计方式是一种文化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1955；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1980；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2001等等]。另一种途径是开始将社会和文化视为话语实践，挑战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一套标准化的规则体系的观念。话语实践坚持认为社会结构是在社会互动中“建构”的。这种“建构主义”的途径成为当前这个时代人类学的主旋律。建构主义发展出很多种路线，包括社会建构主义、象征互动理论、常人方法论以及各种各样的实践理论。 一个相关的但分离的运动集中在这种观点上，即民族志方法论本身是一种话语实践。 长期以来，英美人类学对于个人与其文化之间关系的关注引发了关于文化模式的“心理现实”的问题。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落脚在将人类的动机和意义定位在社会结构的象征功能[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1939；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1968]上而不是个人的心智上。这种洞见被格尔茨的阐释学所取代，它排除了社会结构的解释功能而关注于象征性自身的意义。格尔茨认为，既然人类的行为是话语性的(象征的，交流的)，那么本地行动者和暂居在那里的人类学家的任务便是阐释、理解其意义。这偏离了通过诉诸社会功能来解释象征体系的路线而转向了借助直觉和反思的方法去理解一种文化，实际上这就将人类学知识创造的科学性从人文性中分割开来。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输入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这种分裂沿着认识论的路线加深了。真理的价值和文化的科学相关性受到了质疑，科学受到了西方世界的轻蔑。和这种分裂相关的是伴随着专门分支领域的发展和学科建制，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转变，以及人类学领域涉及的方方面面(方法论、授课、职业组织、学术、政府、私人企业等)所造成的人类学边界的模糊。这些变化影响了美国人类学的核心观念——文化的观念。下面我首先从认识论的分裂谈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震动了人类学领域直至其核心。 二、人类学所发生的认识论的分歧 格尔茨关于做民族志是一种话语实践的观点是植根于一种波及面更广的思潮，其中包括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哲学现象解释学①。利科(1979)表明了社会(象征)行为是如何与书写文本类似，以至到了它们分享某些话语特征的程度。这些特征之一是事件与意义之间的间距：一种话语活动(做、说或写)的意义是可以从它同时作为一种时空存在的特定的事件中区分开来的。在一种书写文化的情况下，生产文本的事件(作者的意思铭记在书写的行动中)与阅读和理解文本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间隔。传统、习俗和仪式就如同书写文本，因为它们的作者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在了，所以它对于本地的居住者和寓居的人类学家的阐释、理解是开放的。因此，民族志研究对象的行为是依据对于世代相沿传授给他们的“文本”的理解。民族志工作者理解和再理解那些表演者的理解实际上是在“书写文化”。格尔茨将人类学比作“探过”那些自己阅读、理解、表演他们的文化文本的人的“肩膀的阅读”。阐释和理解一种象征行为、戏剧、文本可能导致一种有深度的理解——格尔茨称之为“深描”；相反，我们倘若只是将其描述为一种实证经验主义的事件则仅仅是一种浅薄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