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为策略的视觉文化”的思考 （刘刻 《贵州社会科学》，2008.6.29～34） 视觉文化被很多论者视为一种“策略”，这种方法是一种视觉本位主义的隐晦体现，也造成了当前针对视觉文化的两种不同观点。这两种观点的根本区别在于是把视觉在文化本质化进而构建一种“文化逻辑学”还是坚持视觉文化的表征性和阐释性以求构建文化的“视觉语义学”。在作者看来，对于当前的视觉文化研究的审视应当基于一种策略和一个立场，而这两者又互为题中之义。策略是：把视觉文化研究作为纯粹的策略，而立场是：反对在策略意义上声称“把视觉文化作为策略”的视觉本质主义。这里的关键词是“差异”，对当今视觉文化的思考体现了两种差异观：米尔佐夫、米歇尔等论者体现的是第一种差异观，意欲把视觉从文本意义中彻底剥离，并进一步在理论上用视觉文化覆盖文章文化，这实际上是对一种替代性文化的狂热和新的一元统治的鼓吹，在这个彻底的“差异”观背后掩藏的是彻底的对立和一元化的封闭。第二种差异呼唤一种作为文化表达方式的内在本质的差异，在感知层面并进而在思维层面上保持视觉与文字，包括与其他感官的文化差异，并在这种真正的多元化和差异化语境中进行一种“理性的交往”，从中发现当下文化的症候与各意义家族间和谐互动的可能。在第二种差异意义上说，视觉文化作为学科交叉区域，视觉性作为视觉文化的研究对象才有真正成立的合法性。从这一点延伸出去，视觉文化的历史资源和理论场域才对当代视觉文化研究具有有效性，它们才能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而非橱窗中僵死的历史展示品并与当下最新的视觉文化研究共存。 中国文化哲学构建的三大话语平台 (张允熠 《学术界》，2008.4.32～41) 文化哲学在中国不仅是一种新起的哲学思潮，而且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思想基础。明清之际至19世纪末叶的中西文化的源流之辨，属于文化发生论的话题；清代晚期至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体用之辨，属于文化的结构功能话题；自五四运动始，话题转移到东西文化的优劣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话题，这里牵涉面广，不仅是个文化价值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现代化、外来文化本土化和中国新文化的构建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中西文化之辨可归属于文化哲学的形态比较学范畴。历经百年不曾断裂的中西文化三辨，不仅成为百年来中国文化的不朽话语，而且已被夯实为当今中国文化建构的三大历史和现实的平台。 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彭定安 《社会科学辑刊》，2008.4.182～186） 我国当代国学的兴起，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环境变迁”与“心理感召”积久之迸发：从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文革”的彻底打倒，造成文化传统缺失、民族精神否弃、集体无意识飘忽无根，从而产生文化上的反思；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受突袭，民族心理惶恐失据，加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反思中呼号“回眸东方”，从而产生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商场与官场应用儒学与传统文化，以资金与权力助长了国学的兴盛。国学之兴起，其表现有数种：精英文化层深入研究、中间层正宗研读、民间国学自发与旧模式学习、个体领会式快餐阅读。既反映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向现代的转换，又突现世俗化商业化传播等弊病；既取得通俗化普及效果，又存在驳杂弱化现象。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文化运行的淘洗、自整顿与主流文化的引领，国学将得以复兴，并以新生命形态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