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8)04-0065-05 一、文本盗猎者 德塞都(1984)将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对他人的文学“领地”的肆意袭击，掠走那些对读者有用或愉悦的东西：“(这类)读者远不是作者……读者是行者；他们横穿别人的领地，像游牧民族，在不是自己书写的领域一路盗取，将埃及的财富夺来自己享用。”德塞都的“盗猎”比喻将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概括为一种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持续斗争。德塞都还提到一种由文本生产者和被制度认可的阐释者共同主宰的“圣经经济”，其目的是为了限制民众口头文化的“多重声音”，规范意义的生产和流通。对德塞都来说，“语言的掌握”是社会构型中主导阶级施展文化权威和社会权力的象征。学校里的孩子们被教导在阅读时，要寻找作者的意义，在消费叙述时不能留下自己的印迹：“虚构文本注定了消费者只能处于臣属的地位，因为他们总是会被宣判为不忠诚或无知。……文本变成了一个文化武器，一个私人的狩猎围场。” 在这个熟悉的模式下，读者被假定为作者意义的被动的接受者，任何偏离文本中明确标出的意义的解读都是负面的，是未能成功理解作者意图的失败表现。教师的红笔奖励那些“正确地”解码文本的学生，惩罚那些“把意思弄错了”的人。而且，(根据新批评理论中的“情感谬误”说)学生的个人情感和联想都被当作是和文学分析任务不相干的东西。教师的评判接下来就要求学生尊重受过专门训练和被认可的阐释者的技能，认为专家的技能优于普通读者的街谈巷议；教师的权威因此变得和读者赋予文本生产者的权威密切相关。随着通俗文本被吸收进学院，类似的有关“作者身份”的主张也被构建出来，以便用与研究传统文本基本类似的术语来研究和讲授通俗文本。为了能被当作一门严肃的学院课程，通俗文本不得不付出代价，即接受其他学术形式中的某些假设，这些假设都把学院的利益和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在社会和法律实践中，“社会许可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特权同样高于大众读者和文本消费者的利益。学院的专业技能让它的成员决定哪些阐释主张是和作者意义(不管是隐含的还是显露的)一致的，哪些则超出了这个范围。由于许多社会阶层缺乏接触文化生产和分配工具的途径，如电讯、播放频道，或连锁的书店货架，这种对产品讯息“完整性”的尊重经常导致对立声音的沉默和边缘化。当然，文本接受过程中对反对性声音的排斥，不过是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同样情况的映照；为了迎合被授权的作者的商业利益，反对者的文化利益必然要被非法化。 德塞都对学术实践和经济实践的描述带有很强的论战性质。他对某些传统信念和态度的概括并不全面，甚至有些偏激。我们并非只有废除对作者意义的全部崇敬，才能认识到另类阐释和消费的潜在裨益。但德塞都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我们这些学者和教师必须考虑的——我们以怎样的方式为自己的批评立场辩护，我们的专业技能服务的是哪些利益团体，我们的教学在多大程度上妨碍而不是鼓励大众批评。教育可以是促进文化生活民主化的一支力量。如果教育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为学院读者写书或积极从事课堂教学就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教育经常过于热衷维护自己的地位，以至无法成功地履行这个职责。教师更是经常为了提升自己的权威，而不考虑学生形成另类阐释的能力。德塞都呼请我们重新思考艺术作品接受中，大众回应、个人化的思考和未经授权的意义所应占据的位置，敦促我们克服职业训练所带来的偏见，不要轻易拒绝任何落在我们的参照系和阐释实践之外的意义。 德塞都(1984)曾提到，在主导性的表征形式下，大部分阶层的民众仍然“未被标记，无法解读和尚未符号化”，在这种文化中，“边缘性已经变得普遍化”。他显然已经认识到阻挠民众接触文化生产工具的经济和社会障碍。但他并没有去试图记录霸权在限制民众意义的流通，或将反对派声音边缘化方面所使用的策略，相反，他选择把民众抵抗的战术理论化。德塞都给了我们一些术语，帮助我们讨论从属阶级躲避或逃离制度性控制的方式，分析那些在官方阐释实践之外大众意义生产的地方。他将民众阅读视作一系列的“前进和撤退，玩弄文本的战术和游戏”；或是某种类型的文化拼贴，通过拼贴，读者先将文本打成碎片，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蓝图将其重新组合，从找到的材料中捞出能用来理解个人生活经验的只言片语。 像从前的盗猎者一样，粉丝是从一个文化上边缘、社会上弱势的立场展开运作的。像其他的大众读者一样，粉丝缺乏直接接触商业文化生产工具的途径，他们影响娱乐工业决策的资源也极其有限。粉丝必须乞求电视网络继续播映他们最喜爱的节目，必须游说制片人按照他们渴望的情节发展剧情或维护他们喜爱的人物形象的完美性。在文化经济内部，粉丝是农民，而不是有产者，我们对大众抵抗策略的欢呼必须基于这个认识。正如巴德、安特曼和斯坦曼(1990)所注意到的，游牧的读者“实际上可能是无权的和依赖性的”，而不是“不受约束、不安分和自由的”。他们指出：“游牧的人不能定居下来；他们受一些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支配和左右。”这些作者敏锐地观察到，掌握文化接受的工具，尽管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但却不能完全替代对文化生产和分配工具的掌控。从对生产工具的经济控制的角度说，这些游牧的观众相对于文化工业，的确是“无权的和依赖性的”。但在另一个层面，即符号阐释和挪用的层面，德塞都却表明观众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性。此外，游牧观众的经济依赖性不能直接和被动接受意识形态讯息的概念挂钩(上述三位批判性作者似乎暗示两者之间有关系)。消费者并非如三人所描述的“受媒介聚光灯掌控。这道灯光打到哪儿，消费者的主体性就必然跟到哪儿”。消费者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媒介文化的挑剔的使用者，这个文化的宝藏，尽管败坏，却还包含着大量可供开采和提炼、可以用作他途的财富。粉丝面对这一情境所采取的策略，有些适用于所有大众读者，有些则仅适用于粉丝这个独特的亚文化社群。参照德塞都的模式，粉丝饶有意味的地方在于，他们构成了消费者中特别活跃和善于表现的一个社群，他们的活动吸引我们关注文化挪用的过程。粉丝的当代身份，类似于19世纪剧场中的正厅后排观众，宣称拥有凌驾于表演之上的权威；或是狄更斯和其他连载小说作者的读者群，那些人为小说情节的发展主动献计献策；或是福尔摩斯的拥趸，当柯南道尔想让福尔摩斯退场时，他们却强烈要求福尔摩斯重返小说。粉丝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他们作为文本盗猎者的身份，而是在于他们将盗猎发展成了一门艺术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