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8)04-0056-04 一、初识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已成显学，这个术语开始流行于各种学术杂志，尤其受到青年学者的偏爱。但是严格地说，专门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进入中国时间并不长。当然，文化研究最先进入中国的准确时间并不好确定，因为我们很难对于什么是文化研究什么不是文化研究作出截然的区分。比如80年代的文化讨论是不是文化研究？从较宽泛的意义上可说是，但从更加限制的意义上说则不是。 我倾向于从比较限制的意义上界定文化研究，也就是以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1964年)为标志的那个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常常是大写的——Cultural Studies，以便区别于一般说的对于文化的研究)。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进入中国的两本标志性著作，便是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霍克海姆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时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过那时候好像大家并没有意识到有一个专门名词叫“文化研究”(包括其特殊的研究旨趣、问题意识、政治立场、分析路径等等)。其实，虽然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对于大众文化(他们叫做“文化工业”)的批判今天在文化研究界几乎已被普遍认为是经典的文化研究，但是在他们从事大众文化研究的当时，也就是20世纪的40、50年代，并没有人称之为“文化研究”，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么命名。所以，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思考可以说也是被后人追加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起源的。 但有一点比较肯定，在研究对象上，最早出现的中国的文化研究比较关注大众文化(这点倒是和西方的情况差不多，西方的文化研究的兴起也是因为大众文化，主要是美国好莱坞的商业化电影，还有流行音乐)，特别是90年代初期曾经轰动一时的电视剧《渴望》、王朔所代表的所谓“痞子文学”，以及新兴的流行音乐。我个人的感觉是，那时大家对于这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存在不同的见解，也没有在理论上把文化研究当作一个整体，自觉地在理论和方法上加以建构与反思。比如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有什么特点？“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大概在2000年前后。比如2001年开始讨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文艺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已经很自觉地在专门的意义上使用“文化研究”一词。也可以这么说，文化研究的实践在前，对于文化研究的自觉的理论反思在后。 就我本人而言，我接触文化研究理论也是在90年代初期，研究的对象也是大众文化，看的书主要也是上面提到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以及《启蒙辩证法》，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另外一些书，比如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等。这些书中总结的大众文化的一些特点，比如麻痹和控制大众、感观化、商业化、平面化、机械复制等，很合乎我以及其他具有精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和审美趣味，可以说一拍即合。特别是《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的“文化工业”这章，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揭开大众文化秘密的钥匙。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对于法兰克福大众文化理论的应用存在严重的机械套用倾向，也就是不够关注中国大众文化出现的特殊语境与特殊政治文化功能。这种情况在当时很严重，在今天也仍然存在。 谈到初期的文化研究，还有一本书不能不提及，即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本书不仅是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之一，而且在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方面也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他提出了“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著名观点。这种反精英主义的文化观为主要关注大众文化而非精英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这本书也是出现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好像很巧合。 二、市民社会理论与大众文化研究 我是怎么发现自己机械套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呢？这个问题也有点巧合的味道。凑巧也是在90年代初、中期，中国学术界同时还在进行关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译“公民社会”)的讨论，由当时邓正来任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发起，参加的主要是一些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家，也有一些政治学、法学界的学者，人文科学界的学者很少介入，特别是文学和美学界，几乎没有，而大众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又基本上是文学批评界和美学界的学者在做，这就使得这两个讨论无法形成对话。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这个刊物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在同人之间流传比较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根本看不到，这也限制了它的学术辐射力。 市民社会的讨论受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转型的深刻影响，其现实的动机是想在理论上对于原先的集权主义国家向民主-自由国家的转型作出回应。这也是我关注这个讨论的主要原因。我的个人经历和我国当时的情势都使得我的这种关注显得非常自然。我特别关心的是：中国到底是不是、或多大程度上是与集权政治社会相对的市民社会？大家比较一致、我也比较认同的观点是：中国既不是典型的市民社会，也不是典型的集权政治社会，而是处在从集权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过渡之中。这个讨论对我的大众文化研究影响很大，我把它引入我自己对中国的大众文化的思考中，形成了和以前也和当时其他学者迥异的观点：当时的中国大众文化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市民文化，它产生于从集权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背景中。与中国当时不成熟的公民社会一样，它既依赖于政府又相对独立于政府，既有民间色彩又免不了政治权力的牵制，既已开始市场化和商业化又不能完全遵循市场和商业的逻辑。因此，它具有对抗和妥协的双重性，颠覆和收编的双重性，它的内容和功能都是很复杂的，不能进行简单化的理解。一方面，它拓展了文化空间，打破了官方政治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体现了商业文化解构官方文化的力量(这是当时李泽厚等人的主张)；但另一方面，又受到官方文化的牵制和制约，具有妥协性和守制性(这点基本上没有人看到)。当然，也有自己的商业性(这点倒是被大大夸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大众文化，特别是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看法。现在回顾起来，这一转化得力于我把市民社会理论引入大众文化研究，摆脱了单一的法兰克福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先那种简单化的精英主义立场和单一的人文科学视觉(市民社会理论属于一种社会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写了一系列关于大众文化的文章，比较重要的有：《在官方和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中国大众文化的双重性格》、《超越道德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二元对立——论对待大众文化的第三种立场》、《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等，对于原先的研究视角和结论都有较大修正。特别是后一篇文章是专门反思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机械搬用法兰克福理论倾向的。我自己认为，这一转型使我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它产生的特殊语境。这两者在今天也是我仍然坚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