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想象中，“南方”与“北方”的形象已经相当固定了：北方通常被视为粗犷、豪放、严峻，南方则温柔、旖旎、充满感性。这两组特质不难和传统所规定的性别特征联系起来，把南北之别等同于男女之别。本文旨在说明这些形象并非“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形成的文化建构。这一建构过程到6世纪已基本成熟，在南北统一的隋唐时代最后定型。 在进入讨论之前，有几点内容需要澄清。首先要指出，中国文化想象中的“北方”与“南方”没有一个固定、明确的地理界限，只是和实际的地理环境大致相当；就连这种“大致相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体现。换句话说，“南方”与“北方”是内涵模糊的文化概念，引起的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联想。如果我们一定要给“南方”划出疆域，长江也许可以算是某种界线，因此“南方”又称江南，泛指长江以南的地区。但是，长江以南的地区相当广大，而在关于“南方”或“江南”的文化想象中，岭南或者蜀地扮演的角色都不能说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对“江南”的文化幻想，可以说是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这里重要的是历史感：也就是说，意识到“南/北”的概念随着华夏帝国实际疆域的变化而变化。对一个现代中国人来说，东三省当然包括在“北方”之内，但在5世纪，“北方”主要指北魏政权控制下的地区。 因为长江在芜湖与南京之间呈南北流向，又出现了“江东”的说法，这一说法在三国时期扩大为对整个孙吴政权统治下地区的称呼。自东晋以来，“江左”一词也很常用，不过，在4世纪到6世纪之间，“江左”不见于诗，只见于文，诗歌通常不取“江左”而取“江南”。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江南”一词是在梁代诗歌中才开始频频出现的，而梁朝正是浪漫化的“南方”形象逐渐成型之时。 其次要澄清“南”与“北”这两个概念在南北朝时期的使用范围。南北对峙三百年间，南北之间的边界常常发生变动。但无论实际地理疆域如何，这种政治局面造成了强烈的“南/北”意识。在这一时期，北人/北士、南人/南士的说法日益常见。当然我们必须注意这些说法的使用语境。在南方，“南人/南士”可以指相对于北方移民来说的南方本土人士。又如5世纪末江淹的《待罪江南思北归赋》，“江南”指福建，“北归”指回到都城建康。但与此同时，无可否认的，也出现了意义更广大的“南方”与“北方”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双重对立。在五六世纪，人们常常有意识地进行南北对比，这种比较在6世纪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里得到集中体现。归根结底，南与北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的，不仅相对于彼此而成立，而且其本身内涵也决定了它们的相对性。本文谈到的“南北”，是公元五六世纪作为对立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南北，它们取决于政治疆域而非地理疆域，并最终成为纯粹的文化概念，直至今天仍然操纵着我们的文化想象。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诗经》《楚辞》中已经存在着“南方话语”，但它和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南方话语”具有重要的不同：早期文化语境中的“南方”不是相对于“北方”存在的，而是相对于“中原”存在的。换句话说，在六朝以前，南方从来都没有成为汉文化的中心。“南方”与“北方”作为文化概念的构筑始于南北朝时期。只有在这时，特别是到了5世纪以后，尽管它们各以正统自居，相互蔑视与诋毁，南方与北方才在政治与文化上首次处于对等的地位。 如前所述，本文重点在于探讨南方与北方的形象的生成，集中于南朝边塞诗和所谓北朝乐府对“北方”文化形象的塑造。在边塞诗里，“边塞”专指中国的极北或西北，既和南北朝时期南北之间的实际地理边界毫无关系，也和南朝的南疆或西南边陲全不相干。早期边塞诗都是由从未到过边塞的南方诗人创作的，它是文学体裁内在发展的结果，也体现了南朝诗人建构“文化他者”的企图。至于“北朝乐府”，一般来说被认为代表了强健豪迈的北方特色，但它们绝大多数都是由梁朝乐师演奏和保存下来的。这些乐府诗与其说代表了北方特色，还不如说代表了南方人眼中的北方、南方人出于一己动机所着力塑造的北方。无论南朝边塞诗还是这些乐府诗，都是对于南北形象的生成起到关键作用的文本。但在讨论这些文本之前，且让我们先探讨一下隋唐作为北人王朝在保存、传播、评价南北朝文学过程中扮演的中介角色。 征服者的文学观 隋唐都是北人王朝，这对我们理解六朝文学意义重大。隋唐官方话语对南朝宫廷文学特别是梁朝宫体诗批评十分严厉，这样的批评态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些统计数字，我们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 初唐史官为《南史·文学传》所写的前言，长度仅仅是《北史·文苑传》前言的十分之一，这相当有力地说明北方文学被赋予更加重要的地位。然而，从现存的文学作品数量看来，这一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现存北方诗文数量极少，除去《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魏书》之外，如果不是有庾信、王褒、颜之推以及其他一些由南入北的作家留下的作品，北方文学作品数量还要更少。在现存作品中，邢劭、温子升、魏收这所谓的“北地三才”全都生活于6世纪，而且深受梁朝宫廷文学的影响：邢劭服膺沈约，魏收则渴慕任昉。①温子升现存诗歌11首(包括残篇在内)；邢劭9首；魏收16首。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不是多产作家：温子升有文集39卷，邢劭31卷，魏收68卷。②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初唐编写的史籍对南北朝文学的评判，与初唐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二者都是唐前文学的重要资料来源)的编辑方针十分不同，“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萧纲的作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唐代官方话语对萧纲的宫体作品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是《艺文类聚》中却收录了萧纲的大量诗文。萧纲存留到今天的诗作约250首，这对于作品保留下来极少的唐前作家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相比之下，北方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只有少量存留下来，而就连这一小部分还有赖于魏收的《魏书》——魏收本人善属文，这或者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喜欢在史书中收录文学作品。但史传中收录的作品多以章表文件为主，而且史传在收录个人作品时，赋的比例又远远大于诗歌的比例，这就容易给后代学者造成一种错误印象，认为北朝文学多实用性，而且作赋多于做诗，这其实是没有考虑到文学资料来源的性质而得出的偏颇结论。总之，我们发现初唐类书对北方文学表示出强烈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