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5315(2008)01-0050-06 一 固有文化视野中的“番鬼”形象 从《山海经》的海外奇谈、邹衍的大九州说，到张骞“凿空之行”、郑和七下西洋，再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记》和南怀仁的《地球全图》，中国人不乏了解世界的契机，但“华夷之辨”与民族的自我意识、“四夷八荒”的世界图式以及“天朝上邦”的文化自信预设，早已定格在前近代国人的观念世界里，于是，“他者”形象和异域文化始终是那么模糊、鄙陋、无足轻重，甚至怪异荒诞。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同一位作家所说的‘信息沟’里。在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的知识和我们为了生活而必须的知识之间，存在一个我们必须自己去填充的真空，我们用文化提供的信息(或错误的信息)来填充它。”[1]57一定程度上，对外部世界他者形象的认知、想象和建构折射出复杂的民族自我意识、思维习惯和文化心理。 葡萄牙人在1517年最先远涉重洋来到南中国海，17世纪初，中国人不知随新航路开辟相继到达中国沿海的欧洲人究系何方怪客，沿袭阿拉伯人的叫法称之为“佛郎机”。嘉靖九年(1530年)东羌王希文《请禁通番舶疏》说：“正德间，佛郎帆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栅自固，火铳横行。”《广东通志》卷七《事纪五》也载有：“佛朗机夷人……谋据东莞南头甚至掠买小儿炙食之，其淫毒古所未有也。”[2]7经添枝加叶的渲染，“佛郎机”与“掠买小儿炙食之”的恶魔形象联系在了一起。 1601年荷兰人开始进入中国海域活动。《辛丑年记事》(1601年)记述：“辛丑(万历二十九年)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3]卷3，92红毛鬼者，半人半鬼上岸之“水怪”。“红毛鬼”、“红毛夷”、“红毛番”成为华人心目中面目狰狞可鄙的漫画式定格印象。 难以改变的成见妨碍了礼仪之邦对海外“蛮夷”的认知兴趣和信息有效沟通。中西方接触增加之初，中国人将西人同历史上入侵的蛮族等而视之。出于对异质文化及其发展历史的陌生、偏见与敌意，“西夷”被诋为低贱的“外邦蛮子”，其人“犬羊之性”、“生性狡黠”、“谲诈”、“贪狡”、“狡诈暴戾”、“居心叵测”，西方形象在概念化套语的反复言说中被丑化、异化、妖魔化。这从“西夷”、“外夷”、“逆夷”、“蠢夷”、“狡夷”“洋夷”、“夷人”、“番鬼”、“红毛鬼”等等官方文书惯用语和民间俗称中可见一斑。凡译外国国名、人名循例必加“犭”旁或“口”旁，以示异类，自属鄙贱。这类普遍社会文化现象，其实直白表征着一种执拗心态，正所谓“意识形态倾向于简单明了，甚至在简单性和明了性对于所涉及的论题有失公道时仍是如此。意识形态图画使用明快线条和黑白对照。意识形态者以漫画家的方式夸张和调侃”[1]235。 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西方形象时指出：所谓中国的西方形象，不再是关于远国绝域的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知识，而变成一种象征，一个可以表现未知与恐惧、傲慢与自满的意象，表达国人对眼中和传言中的“红毛夷”所持的一种鄙视的“文化心态”，同时也是一种维护自我认同的“文化姿态”[4]。 二 世局巨变中华夷观之裂痕 时至19世纪中叶，“蛮夷”乘坚船、携利炮打破了华夏中心的幻境。被迫开启国门的古老中华帝国看到的是一个强权的世界和令人惊异的西方的存在。夜郎自大的中国在“古今未有之变局”的战火硝烟中领教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实实在在的优势。“瓜分豆刳，祸在燃眉”之危绝非凭对逆夷的轻蔑与丑化所能消解。 世局巨变，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不能不质疑中央帝国的传统意识，鸦片战争之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逻辑预示“天朝自大”观念出现裂痕。自林则徐、魏源、徐继畬之后，中国土人对世界地理和世界文明格局了解的日渐丰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和文化理念解构的前奏。 19世纪中期在上海与泰西文化出版业人士直接合作共事、后又旅居香港和游历欧洲的青年知识分子王韬，有机会较早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西方现代性形象”[5]190，惊羡西方他者展现给他的新奇形象：“英国风俗醇厚，物产蕃庶。豪富之家，费广用奢；而贫寒至户，勤工力作。日竟新奇巧异之艺，地少慵怠游惰之民。尤可羡者，人知逊让，心多悫诚。国中士庶往来，常少斗争欺侮之事。”[6]7国富物丰、勤劳智慧、谦让友爱是西洋文明给王韬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他的笔下，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也令人耳目一新：“泰西汗漫之游，足以供其眺揽，极北苍凉之境，足以荡其胸襟。飙车电驭，逐日而驰，火舰风轮，冲波直上，所见奇技异巧，格致气机，殆不可以搂指数。”[7]101 王韬由其特殊经历获得了认知世界的新视角：“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合立约，叩关而求互市”，“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8]卷一，22。对所谓的“华夷之辨”，先期走向世界、对西方文明见识较早的王韬表示了强烈质疑：“今日泰西诸国之来中土，非同有宋之辽、金、元也”；“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没九服，而夷居其半”，“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而为华；苟无礼也，而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已薄人哉？”[8]卷十，387对西人“鬼子”的认识，亦不再是表面化和情绪化的丑化，如描述西人面貌有道：“其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专讲富强之术。”[8]卷四，141此言不止将“番鬼”人化，且赞誉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