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8)3-0081-07 伊萨克斯在对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做调查时指出：中国在西方具有两种肯定与否定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①如果我们将20世纪分成4个四分之一世纪，我们会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这四个阶段中发生了4次转变，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1900-1925)，西方的中国形象从坏(黄祸)到好(乡土田园)；第二个四分之一世纪(1925-1950)从好到坏(极权与红祸)；第三个四分之一世纪(1950-1975)又从坏到好(毛主义乌托邦)；最后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又从好到坏(文革与中国威胁)。 20世纪开始的时候，从传教士、军人、政客的报道到小说诗歌，西方文化表述的中国形象，基本是贫困、肮脏、混乱、邪恶、残暴、危险的地狱，集中在有关“黄祸”、义和团与唐人街的恐怖传说上。其中“黄祸”是有关中国形象的一种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心理原型。他们在“黄祸”原型中表述现实中的义和团事件，使现实具有梦幻色彩；同时也以“黄祸”原型表述虚构的小说，使想象游戏也具有了某种真实的含义。克尔南谈到“黄祸”时指出：“有可能出现的中国威胁表现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如果中国被迫接受现代工业化，那么中国难以计数的劳苦大众就可以让中国产品泛滥于世界②。这是一个令人想起来毛骨悚然的前景，有位作家坦率地承认自己有一种幸免于难的欣慰，‘不管怎样，我们是看不到那一天了。’③当时还有人抱怨，‘在中国谋生的外国人的数量，已经日渐减少’④。正是那些侨居中国的西方人，最容易感到担忧与恐怖，而他们的看法又影响家乡公众舆论的偏见。从军事角度看，中法战争后，‘人们似乎已经想见中国佬满世界乱跑的景象’；⑤20年后(作者所说的西方人的种种恐慌，都在19-20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引者注)，这种危险可能就更加紧迫，如果有一个国家最终控制了中国，就像不列颠控制印度那样，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规模惊人的军队，一切就不堪想象了。有一位英国鸦片烟鬼说，如果英国能够占领中国，‘20年内就可以建立一支打败全世界的军队’，⑥如果沙皇的军队可以得到中国的人力资源上永不枯竭的补充，他们就无往不胜了。有关俄国统治中国并利用中国统治世界的预言，早在19世纪中叶就可以听到，19世纪临近终了的时候，一个美国人曾预言：俄国将统治中国，然后印度——‘亚洲将开始征服欧洲’⑦……在一般人的头脑中，黄祸带来一种模糊的惊恐，只要一想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万涌到其他国家，人们就会不寒而栗。欧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国，对庞大的人口尤其敏感。对他们来说，亚洲人口泛滥，欧洲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领先，根本就无法应对。他们用‘蒙古游牧部落’(horde)贬称中国泛滥成灾的人群，该词最早出现于欧洲语言，指中亚腹地汹涌而出的野蛮人，他们是些半人半兽的怪物，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向，所到之处，无不令人惊恐……”⑧ “黄祸”是一场噩梦，是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处关于异域的恐惧。它可能找到历史的依据与地理的方位，但本质上仍是文化心理的，是一种关于恐怖的想象原型。在一种充分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原型中，“黄祸”可以体现在关于一个历史事件的想象上，如义和团事件证实的“黄祸”恐慌，也可以体现在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想象上，如傅满洲博士；可以以中国本土的庞大的中国人口为基础，也可以以渗透西方的唐人街的中国移民为想象素材。如果说义和团是体现在面目不清的无数黄种人身上的“黄祸”形象，傅满洲博士则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黄祸”形象。“黄祸”传说表述的是一种差异与敌对意识，有不同层次上的含义，种族的、政治的、文化的。雷蒙·阿隆曾区分过三种不同的敌我意识，一是绝对敌我，二是政治敌我，三是价值敌我。绝对敌我表示一种似是而非的天生的憎恨，政治敌我的憎恨则是由一些具体的政治冲突与争端造成的，而价值敌我产生自伦理价值方面的差异。“黄祸”恐慌表现的敌我意识，同时出现在三个层次上，有东西方差异对立造成的绝对敌我意识，有义和团冲突造成的政治敌我意识，还有种族主义构成的价值敌我意识。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伦理政治意义的虚构的空间，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地方，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想象中，一方面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视野内有关中国的“黄祸”，另一方面，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也在社会现代性期望中悄悄复兴。有像《中国佬的来信》那样的作品，将中国描述为智慧、宁静、纯朴的人间乐园。少数知识精英们也开始想象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活的宁静和平的旨趣能够给陷入贪婪与仇杀中的“没落”的西方某种启示。罗素说“中国人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好和平、更着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⑨一战后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欧洲现代文明的意义，同时也重新“发现”东方文明的价值，中国形象开始转变。“黄祸”恐慌淡化了，哲学家们开始像他们两个世纪前的先辈那样引用中国同行的话，只是老子、庄子比孔子更重要了。值得注意的是，此间欧洲的中国形象，如果从总体上或一般意义上讲有所转变，那么，带来这种转变的正面价值也主要体现在精神内容方面。中国的道家哲学、人生态度、艺术精神，像一道光晕一样，环绕在中国形象外围，但内心仍是黑暗一团。贫困、饥荒、瘟疫、战乱、愚昧、野蛮，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