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中谁中华? ——从17世纪以后中朝文化差异看退溪学的影响 (葛兆光 《天津社会科学》,2008.3.127~132) 我们无法简单地评价,究竟是李退溪影响下朝鲜士人“对礼”的坚持为好,还是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社会风气的变化为好,因为这不仅涉及价值观的问题,即如何评价现代性(其实也是西方价值)和传统性(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华价值),而且还涉及历史评价问题,即清王朝所谓“蛮族入主”究竟是阻碍和中断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还是由于政权易代给现代性滋生带来了契机?但是很少有人考察和追究,这个异族统治带来的对汉族传统的侵蚀,是否有可能瓦解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果,给新的现代性提供滋生的空间;也很少考虑这种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是否有可能导致主流社会价值和习惯的崩溃,使得仍然习惯传统轨道的士大夫会感到危机。在坚持传统礼俗朱子学说的朝鲜士人笔下,我们却看到恪守传统的两班士人对中国文化变化有那样强烈和震撼的观感,从朝鲜士人的眼睛看去,大清帝国的社会和文化,已经逐渐偏离原来的轨道。可是,这种社会与文化对传统的偏离,对于一个东方国度是福是祸呢?这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明代赏玩及其文化、美学批判 (吴功正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8.3.114~122) 作为断代文化史、美学史重要标识的明代赏玩文化、美学,有其独特而完备的形态和内涵。在历史坐标图上,对接了宋代所产生的赏玩文化、美学。它的形成又跟明代整个社会风习的变化相关,表征着文化、美学思潮的重大变更。它是明代人对自我精神加以塑造的现象,又是生活方式、情调的替代性对象。赏与玩的整合,建构成完整的赏玩文化—美学。赏玩的审美理想和标准是“清”,凝化为“清赏”、“幽赏”,其背后是闲适心态。与此同时,明代赏玩的另一面却是:对象的真赝不辨、品位的良莠不齐。既氤氲着清风,又弥散着俗气;既显示了感性主义的高涨、审美的发在,又体现了士大夫精神的式微和艺术的沉沦。它从一个视角,展现了明代繁华而虚热的整体社会、文化状况。对明代的所谓个性解放、启蒙主义思潮的评价,学界似乎太过,应考量其历史进步性和落后性相并存的性质。从赏玩中诚然可以看出明代人会生活、懂艺术,精细、精致、精约,但缺位的却是美所最具活力的“气韵生动”和原始生态以及中国文化、美学最基本的民生关怀、人文关怀精神。以此冰山一角,可以解读封建社会晚期中国社会停滞、落后的原因。 2007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与都市文化理论创新 (刘士林 《学术界》,2008.1.70~85) 2007年,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化研究同步发展。在城市发展环境与都市精神生态不断恶化的当下,从“美国梦”向“欧洲梦”的转型标志着一种生活方式的新理念与新智慧逐渐形成。出于现实的与学术发展的需要,以环境、生态、精神健康为对象的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在全球范围内应运而生,并出现越来越繁荣的研究局面。对GDP的怀疑与批判表明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悔其少作”,幸福经济学成为“对经济学研究目的和内容的一种回归”。都市化进程不仅打破了地理—民族—国家的传统分界,也融化了文化、意识与心理等方面的隔膜,带来了一个产生大思潮、大思想与大学术的大时代。城市(都市)文化成为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问题。在都市化进程研究、文化城市与文化都市研究、都市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运河“申遗”相关的运河城市群研究、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都市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方面,都市文化学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图:传统文化与当代空间 (高小康 《文化遗产》,2008.1.120~126) 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图的重点是,如何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需要编制出一种显示文化影响力与演变过程的活态空间地图。这种地图可以说是高度理论型的,是用于研究文化动态深层特征的空间线索。具体来说,这种地图的最主要内容不是在平面上标出位置坐标,而是通过各种田野资料和分析叙述显示出传统的民间文化从原生态乡土社会向当代文化环境的迁移、调适,乃至重新整合和创新发展的过程以及趋势。编制这样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图,就是在寻索传统民间文化在当代空间中传承、发展和变异的运动轨迹。 失衡与重塑:农村文化发展问题 (张祝平 《探索》,2008.2.103~107)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发展依然滞后且不平衡,使农村诸如失衡化问题和规范化意志表达面临困境,农村现代化发展步履的滞重与缓慢对农村文化发展提出了极富挑战性的命题。农村文化发展的失衡主要表现在:文化主体的多元性需求与文化性组织反映的迟缓;文化配置上达到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城市文化的渗透与陷阱性文化的滋生;文化运行体制上的完备与功能上的残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发展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战略构想,需要对农村文化发展问题进行必要的梳理,以和谐的文化精神、文化理念为引领,塑造新型农民群体,激活农村发展活力,培育农村文化内生机制,变“送文化”为“种文化”,打造农村特色文化,实现农村文化活动品牌化;此外,要健全农村文化发展的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