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之下，我们处在一个文化认同危机普遍存在的时代。这个危机，表面上是来自于“现代性”（modernity）中所蕴含的西方化或全球化对世界各地本土历史文化传统之威胁，然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现代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面向——也为此推波助澜。在近现代民族认同下，知识菁英一方面追求中华民族现代化与进步，同时也以“传统”来吁求民族团结，以期由此得到推动国家进步与现代化的力量。① 这是当代之“现代性”意识吊诡之处：它既侵蚀传统与文化，又需利用传统与文化。此也造成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在面对后现代（postmodernism）思潮解构时之捉襟见肘；若民族国家立基之文化传统与历史被解构，那么凝聚国族的动力由何而来？民族国家所揭橥的理想与未来是否也将失根？ 在中国，当许多新词汇与相关概念如民族主义、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文化认同等等，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学术话语与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原蕴含于这些概念中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也常化为对当前中国问题的学术与现实争议。争议见于中国学者与西方（或中国之外）学者之间，也见于中国学者彼此之间；争议焦点之一在于中国民族主义下“现在”的合理性，或者说，什么样的历史与民族文化事实支持（或不支持）当前中国之国族框架。最近对此的一场学术辩驳，见于萧高彦、高全喜等对张旭东所著《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的书评及张的回应。② 几位学者基于西方政治思潮发展，论辩应如何看待从西方发展、传播至全球的现代性，以及中国该如何响应现代性冲击，吾人如何或是否可能从中国古代文明与历史传统中提炼出一些普遍价值，既能解释或合理化现在，又可与西方“现代性”相抗衡，最后归集于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在这些辩驳中，几位学者都表现了他们对西方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与当代文化理论之娴熟。 作为一位从事少数民族历史与民族志田野研究的历史学者，我无法参与以上讨论。在这一篇文章中，我由上述学者们皆提及但却未深入讨论的主题——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其中所反映的族群性（ethnicity）——入手，来思考中国人之现代性问题。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中国5000年历史文化，本文的探讨集中在与“民族国家”此一现代性有关之历史，特别是，将少数民族涵括在此国族内的民族历史知识的产生及其意义。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根基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因此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历史与历史民族志知识说明此民族之一体性，其在当代之现实合理性，及其迈向未来的理想性？ 对此问题，中西学者问有许多争议。简单地说，20世纪上半叶以来，在民族主义下中国知识分子曾建立起一典范的历史与民族志知识，以此说明中华民族之历史一体性，一个悠久的过去造成现在。然而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造成现在的过去，只是一个发生在近代的中国国族建构过程。在他们眼中，前者所宣称的历史只是近代国族想象下人们的集体创造；如此造成的国族现实，也被视为在汉族中心主义霸权下的核心主体对边缘之宰制，也因此在西藏、新疆、台湾等政治与社会现实上，中国民族与国家之一体性仍受到许多挑战与争议，并有现实的或潜在的冲突危机。 基于近十年来我对华夏、华夏边缘及其近代变迁的研究，在本文中我提出一种反思性的民族史知识。这样的民族史，将中国当前的民族情境（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置于华夏边缘的长程历史变迁之中。此长程历史的构成单元并非许多文献记载中的历史事件，而是造成这些文献记忆与相关事件之社会本相——人类之资源竞争与分配，以及因此产生的种种社会认同与区分，以及强化区分的社会权力关系。此历史所关注的并非中国人之核心，而是发生在其边缘上的变化，特别是，发生在华夏边缘上各个亲近人群间的微观社会互动。这样的历史，一方面说明今日包含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的中国国族框架，是一长程历史造就的华夏边缘再经近代国族主义洗礼而生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反思与反省的历史，过去发生在华夏边缘让华夏感到骄傲的“直捣黄龙”或“驱逐鞑虏”之战争史事，与箕子、太伯等开化蛮荒之故事，以及“蛮夷”之汉化，都被赋予新的历史诠释。希望这样的历史知识，可以让我们从对过去的反思与反省中了解当前的进步与仍有的缺失，因此可努力并期盼更完美的未来。 中国历史反思：以《史记》为例 有一天当我在读Erich Auerbach的经典著作《摹拟》（Mimesis）时，发现手上的那本书是该书出版50年的纪念版。③ 一本著作得以在半个世纪间不断被阅读、讨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循此思考，《摹拟》第一章探讨、分析的主题文本为荷马史诗《奥德赛》与《旧约圣经》，这两本书（包含不同版本）被人们阅读、诠释至少两千余年，就更不容易了。为何一本书能不断流传，被人们阅读、讨论、诠释经数百年或上千年之久？在某种程度上，Erich Auerbach对此在《摹拟》一书中提供了一丝线索，此也就是，他将这些著作皆视为某种社会现实本相之表征（representation of re ality）。Auerbach仅止于分析荷马、但丁及其他不同时代西方作者之经典著作中所披露的社会现实本相，而且在其著作中reality之意义并不明朗、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