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4-0013-09 巴赫金文论在近半个世纪里已经成为中西方文论竞相引征的理论资源，其所具有的理论活力有目共睹。但是，它们彼此之间究竟是如何发生理论上关联的？巴赫金受到重视的那些理论是以何种方式进入到各门各派思想之中的？被改头换面后的巴赫金文论自身独特性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不仅对研究巴赫金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切入西方文论发展的肌理，去辨析其中的奥妙。而这又需要以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简称CCCS）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为切入点，因为由它所倡导的文化研究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写了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的面貌。 一、影响的可能性：一个“小组”和一个“学派” 在真正进入巴赫金对伯明翰学派的影响研究之前，首先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影响的可能性，而这需要从三个方面考察辨析。 其一，学术生产的群体性。 即使是平行比较，我们也能很容易发现巴赫金与伯明翰学派在学术生产方式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尽管俄苏学者在近半个世纪里将巴赫金“奉若神明”、尊崇为学术大师，尽管巴赫金在其大半生时间里孤苦伶仃、学术无援（其30年代的小说理论和40年代的拉伯雷研究均是纯个体性的学术行为），但是真正决定巴赫金思想面貌和理论取向的却不能不说是奠基于从1918年开始持续到20年代中后期的“巴赫金小组”①。在那个“苦茶谈辩到天明”的时期，巴赫金小组展开了大规模的学术辩论，所涉及领域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弗洛伊德主义，从洪堡到索绪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学术氛围使得巴赫金不再期待“‘从孤独遁向孤独’来寻找上帝，而是从人与人的彼此相对，从人与人之间来寻找上帝”②。这是一种全新的基于对话主义的学术生产方式。伯明翰学派也具有类似这种学术生产群体性的特征。如果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处于草创阶段的霍加特时期（1964—1968）还属于个体学者独立撰著结集的话，那么在霍尔接任中心主任之后，中心便进入到“集体学术生产”时期。尤其是在整个70年代，霍尔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系统学术规划和集体研究项目，分别在媒介研究、亚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1979年以后，该中心虽然在理查德·约翰逊和乔治·洛伦两任主任的主持下努力实现学术转型和突破，但这种群体性研究的因素仍然存在，学者间彼此的合作也频繁。③ 也许正因为伯明翰学派对这种学术生产的组织性、群体性的认同，使得他们并不特别在意70年代开始的围绕巴赫金小组的著作权之争，而是以相对宽容而灵活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在伯明翰学派的不同时期、不同学者那里，存在各种策略性的描述方式。比如说，在雷蒙·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最早版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中，威廉斯称《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作者为“一直同巴赫金合作”的V.N.沃洛希诺夫，而在1989年该书的重印本中，则改为“V.N.沃洛希诺夫是巴赫金的笔名”④；霍尔除最早的《编码／解码》中直接引用“沃洛希诺夫”之外，以后一直以客观介绍的方式对争议“存而不论”；而约翰·费斯克则对“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平行引述，并不混淆。由此也可以看出，伯明翰学派学人更关心的是“巴赫金小组”（托尼·本内特也称之为“巴赫金学派”）思想的相关性和解释的有效性。 其二，问题意识的相关性。 如果没有基本相似的问题意识，彼此间的影响便很难发生。20年代的“巴赫金小组”在其理论构建中面对着国内的庸俗社会学和形式主义两种迥然相异的学术思想的交锋；同时，20世纪早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也成为其展开学术论辩的对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阶级”的关心，形式主义对“语言”、“符号”的青睐，精神分析对“心理”、“意识”的强调，共同构成了“巴赫金小组”的学术语境。而“巴赫金小组”的学术努力正是力图克服彼此的缺陷，以便将三者整合成全新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才会一方面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意识形态科学”为名恢复“内容”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则以批判形式主义方法为名，肯定“材料”和“手法”的价值；《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才会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弗洛伊德，将之归入“主观心理学的变种”行列，但另一方面又利用弗洛伊德主义对个人意识的发现去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发现“日常思想观念”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同样，《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借助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强调来克服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忽视“言语”的弊病，而其“意识形态符号”的独特概念不失为打通“社会”与“符号”、“意识”的绝好途径，其“多重音性”虽系语言学术语，但其更具有应对现时代纷繁复杂多元交融的社会现实的能力。 事实上，从60年代开始，如何沟通“社会意识”和“语言符号”便成为伯明翰学人努力的方向。约翰·希金斯注意到，“在读到米哈伊尔·巴赫金关于理解小说中的意识形态和体裁动力的著作成为流行倾向之前很早，威廉斯就已经努力将它们视为一个作者的社会关系结构的结果或表达来理解它们间的相互关系了”。⑤ 威廉斯文学研究方面的思考方向可谓与巴赫金不谋而合。70年代，在霍尔的主持下，该中心展开了系列研究，但其面对的更为重大的问题在于中心面临着日益激化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之争。比如，媒介研究更多借鉴结构主义思路，从文学文本到视觉文本到社会文本；而亚文化研究则以社会学、人类学方法，注重社会调查，采取民族志的方式进行。所有矛盾的焦点便集中到了如何处理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如何处理主体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意识和语言符号的关系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当伯明翰学人一旦读到巴赫金小组在20年代面对相似甚至同样的问题已经有了重大理论突破时，其亲切之感油然而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