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克里奥尔化”的世界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所生活的星球日益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开始于地理大发现的15世纪，① 其间历经了几个世界霸权的兴衰，渐次发展到今日的多极世界。学者们给出了关于全球化的诸多定义，其中的许多定义都集中在经济层面，把全球化定义为一种单面向的、伴随着殖民地争夺而来的经济扩张。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国渐次卷入，形成一种全球性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今的一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关注高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交通成本的降低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提出全球化更多地体现在资讯的四通八达所引发的一系列现象。因此，有人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不同地方之间社会关系的“密集化”，即发生在某一地方的事情很可能是因为距离遥远的某一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所致。② 这种说法虽然无法带给我们对全球化之本质的理解，但却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地球上不同地方之间的空间距离因全球化的推进正在日益失去原有的一些意义。这种状况将最终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这是引发当今国际学术界聚焦全球化及其相关现象的本质问题。尽管原先有些西方思想家对全球化持有某种乐观的信心，③ 但是，“9·11”惨剧的发生，使得许多人不再作如此想。全球化及其相伴现象给一些国家和社会带来的紧张显而易见。④ 本文认为，在各种不同文化或传统成分通过传媒和人口跨国流动进入不同国家已成常态的全球化时代，如何考虑文化认同的价值，将直接涉及到究竟能否有助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彼此间相互理解的问题。 除了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和不平等的世界市场劳务分工，以及形成级次的世界体系所造成的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特定的依附关系之外，全球化带给我们的直接印象包括人口的跨国流动。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今天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接受国。来自原殖民地的居民在移入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一些固有传统与文化，从而使西方社会自身也在文化上日益多元——至少在流行文化的层面上如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变迁更是剧烈，它甚至引起了当代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对当下文化秩序的忧虑。⑤ 在笔者看来，在全球化的脉络里，多种形式的文化变迁和世界语言的“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没有必要为之担忧。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究竟是文化之间歧见的增加，还是相互间增进了理解。如果我们确知，在西方社会中，来自异国的文化主要集中在都市边缘和破败废弃的城市空间（ghettoes，贫民区，或专指城市中的犹太人区），或者形成特定的“离散社区”（diasporas，或专指境外犹太人区），那么我们可以断言，真正接受这些文化，就西方的主流社会而言，为时尚早。而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有些“他者”的文化成分确乎进入了西方的娱乐圈甚至上流社会，但这也同样无法说明这些国家的主流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 但是，我们还是应当看到，至少在表面上，外来文化在西方社会中并没有被排斥，你可以不接受它，但你却不能驱赶它。虽然对“他者”文化表现（cultural representation）的容忍并不意味着对物理性“他者”的容忍，但这毕竟是当地社会有识之士长期以来致力的多元文化或文化多样性建构运动所带来的进步。 有些学者对原先在文化上相对同质的社会近几十年来的巨大文化变迁感到担忧。尤其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里，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变迁似乎使得当地原有的文化风貌日渐衰颓。有些学者觉得这种现象意味着一些固有文化的消失，代之而起的可能是一种霸权性的文化。有些学者甚至怀疑全球化可能最终导致一种同质性文化对地方文化的取代。虽然这种担忧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虚幻的当代神话，⑥ 但是它所反映的问题并不在于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在于人们是否可以接受新的混合文化（hybrid cultures），第三世界的文化是否一定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原始”、“蛮荒”且恒久不变，对文化多样性应当如何理解，以及出现在原殖民地地区的文化是否偏离了原先的传统，等等。一味秉持所谓“政治上正确”的治学态度无法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 在如何看待文化变迁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在笔者看来，主要在于如何理解“文化”。“文化”能在今日世界的社会话语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不能不说是人类学对当代社会人文科学的一大贡献。自启蒙时代始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社会中类似话语的关键词是“文明”（civilization），但它所代表的是人类在物质和科学技术上的高度成就，因此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外在的东西。这一词语之所以在当年英、法思想界和政界被广泛使用，是与这两个国家当时所处的世界霸权地位分不开的。“文明”所代表的成就被认为具有普世的意义，世界上所有的人类社会必将沿着这条路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与“文明”话语相伴而行的思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鼓吹弱肉强食的理论激起了当时正在酝酿国家统一的德意志思想界的不满。“文化”正是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用来与启蒙运动之后产生的英、法霸权性“文明”相对抗的概念。“文化”所强调的是不同人类群体独特的发展路径，因为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形成不同的语言，从而产生不同的文化，这是德意志思想家赫德（Herder）的基本观点。赫德是把“文化”概念引入现代话语的第一人，然而他却是从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Cierro）的话语中获得养分的。西塞罗在演讲中修辞性地用“农业种植”（agricultural cultivation）来比喻人的精神发育，于是“文化”在西文里就意味着培养、教养，是人在精神上进步和完善的建构过程。库珀（Adam Kuper）认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而言，他们可以在不考虑个人精神内涵的前提下宣称自己是“文明”（civilized）的人，然而在德国人的眼里，每个人都必须通过教育和精神发展的过程来进入“文化状态”（cultural state）。因此，在德意志的文化思想中，我们可以感知的群体生活方式及形貌实质上是内在精神领域的外化。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