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3－00247－07 本译文受四川大学“九八五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项目资助。 全球性的变化已经为各种新理论话语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这些话语向有关民族主义与文化、国家与民族、“民族身份”① 与一种共同文化的普遍律令相结合的各种现代设想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各种变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有关全球化、流散者政治、移民、“身份”政治、多元文化论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建构的新形式，这些变化随着政治上的分裂而在知识领域里显得意味深长。朱迪思·斯夸尔捕捉到了这些变化的范围，虽然，他对这些变化最终意味着它们会迅速被同化进新的理论话语之中表示了某些保留： 全球经济现在已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了一种赐予：跨国公司跨越边界把生产率最大化，跨国知识分子跨越学术边界把知识最大化。学术训练连同“民族”国家一起，都要服从于变化的强大势力。……所以我们必须适应抛弃经验主义地区研究的状况、压缩家长似的学术经典和压迫性的等级制分支结构的好处，但是也有陷阱。[1](PV) 在这里必须抵抗这样一种设想：“民族身份”的政治必然与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话语有着共谋关系，并且要被各种理论所取代，那些理论坚定地把“身份”的政治置于后民族的、流散者的全球性话语之中，或者置于阿尔让·阿帕都莱所称的“寻求非领土的团结原则”[2](P417) 之中。 一、民族主义、文化与民族身份 我所要抵抗的是这一主张：民族主义只可能与族裔冲突相联系，民族主义将要听见其死亡的钟声，民族主义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只可能在一种跨民族的话语之内去设想。必须承认这些论点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也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当前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攻势的语境中，对批判性的教育者和其他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一方面“把我们的理论建构置于”美国的“以文化和政治抵抗为基础的场所之中”，又要警惕“把所谓流浪的、分裂的和非领土化的主体性的全球趋势过度普遍化”[1](Pvi) 的倾向。 我想论证说：进步人士不要把“身份”的政治当作另一种本质主义的话语而不予考虑，而需要提出“身份”和差异的政治是如何围绕着新的右翼话语和政治建构起来的。对建构一种右翼的民族主义来说极为重要的是，通过诉诸一种共同文化来界定“民族身份”的规划，那种文化以多重文化、“身份”与历史，取代了一切以多元文化概念为基础的“民族身份”的概念，抹杀了压迫的历史和为了工人阶级与少数民族而进行的斗争。斯图亚特·霍尔曾论证说：20世纪90年代在大社会和小社会中经历了重新武装过的民族主义的回归，它们有助于把“民族”文化重建为“民族身份”的原始资源。但这一点不应当使人想到：民族主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只根据压迫或统治来显现自身；也不应当使人想到：试图通过诉诸彻底民主而发展一种反叛的多元文化论，必然会设想或者不触动作为毫无疑问的历史、政治和空间构成的民族边界。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需要承认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存在是塑造集体“身份”的重要力量，而同时要提出，“民族身份”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怎么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围绕着发展“民族的”与后民族的民主形式而进行的更加广泛的斗争的一部分。 文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始终都承载着那些历史、伦理和政治势力的踪迹，这些势力构成了“民族身份”经常变迁和矛盾的要素。民族主义文化是严格排外的，它按照基础狭隘的共同文化来确定其成员资格。在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向自由和民主靠拢，以至于“民族身份”具有了包容性，尊重多样性和差异。然而，要求尊重文化差异的市民民族主义，并没有保证国家不会参与到强制性的同化论的政治之中。换句话说，捍卫民族主义的民主形式，不可能只通过在形式上诉诸抽象的、民主的原则。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如何接受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各种文化群体接近共有权力结构的机会来确定，那些权力结构在地方、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组成了统治的法律、经济与文化机构。 文化差异与“民族身份”处于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既指向民族主义的进步要素，也指向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要素，它们都为其有疑问的特征和作用提供了证明。就消极的方面而言，最近的历史为沉浸于各种形式的“民族身份”之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证明，那些形式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调动过种族仇恨，支持过右翼的、反民主的政府。1945年之后，这种有害的民族主义最为臭名昭著的遗产之一，在长期存在的种族隔离的统治中很明显，直到最近，它还在支配着南非的政治，并且在土耳其不断试图否认库尔德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地位方面，也很明显。 民族主义较为积极的方面，在很多国家中通过各种民主斗争的遗产呈现出来，不仅在亚洲和非洲的各种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可以看见，而且也可以从民族国家在扩大人权的事业和反对非民主社会势力的侵犯方面调动大众情绪的各种努力中看出来。虽然这些“民族”斗争运动中的很多都远远不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在它们采取了国家控制的时期，但它们确实为作为世界政治的一种明确原则的民族主义的解放性力量，提供了可靠性②。民族主义的进步概念要求用一种更加宽泛的跨越性、流散者政治和后民族主义的概念，来协调差异和多元文化论的民主政治，这种概念认识到了在全球规模上产生的转变、流动和社会构成。正是在“民族”与全球的相互作用之中，才存在着一种边界的空间，产生了跨民族文化、社会关系和文化“身份”的各种新形式，它们扩大了超越“民族”边界的民主公民权的意义。 二、幻想出来的民族身份 对众多美国人来说，“民族身份”的诸种问题似乎避开了民族主义的复杂遗产，并具有一种幻想的特质。“民族身份”充满了对于同化作用和爱国主义的合法话语的强烈诉求，经常在不受历史的和正在出现的极权主义遗产影响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运作。“民族身份”在美国没有被谨慎地看成是破坏民主的潜在工具，而是用明白晓畅的词语较为积极地被界定为与国内幻想出来的进步和繁荣的步伐有着深刻联系，并且与向国外输出民主的高尚努力具有深刻联系。因此，“民族身份”过于经常地作为一种把民族、文化和公民权非常好地联结在一个没有缝隙、毫无疑义的统一体中的话语，被铸造进了大众的记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