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毕来德先生在一封私函中，谈及我在本栏目上期的“主持人语”中对他的思想立场的介绍（“欧洲的地方性被表述为一种普适性”等语）不甚符合其在《驳于连》中所欲表达的观点。我承认自己对毕来德先生的立场有臆测的成分，也在此向他表示歉意。不过主要还是因为《驳于连》在批评于连将传统中国描述为一个全然不同于西方的、没有王权的专断、没有权力的滥用的“哲学中国”时，所努力证明的不同观点：“我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在总体上与帝国的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它是为了阻挡‘个人’的出现而构想出来的，必须就此来评判。” “中国”当然不是于连笔下的形象，所以毕来德先生的批评很有意义。但毕来德先生笔下的“中国”是否就恰如其分？二位都使用了全称判断，将一种高度复杂并且充满异质的文化分别表述为田园诗和阴谋剧，前者从中国文化中抽掉了权力，文化变成了个人的冥思，而后者将中国文化大体等同于权力，它围绕帝国的统治构建起来并为帝国提供合法性。文化的用途不止如此。 欧洲启蒙思想家带给我们一种关于制度的道德评判，但我们在谨慎地保持一种道德评判的同时，还须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即一种制度的合法与否在于它能否带来与其社会特殊状况相适宜的社会管理。 此外，“文化”，不仅仅指形诸竹帛的书籍，也包括个人内在的思想、体验和情感，而这是任何制度都无法加以监控的领域。 程巍 近年来法国汉学家于连愈来愈为中国学界所关注，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的阐释，特别是对其言说方式与思维方式的阐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所持的那种比较哲学的方法与视域，使他能够揭示出中国古代思想的许多有价值的、中国学者不易发现的特点。在他的比较之下，中国古代思想与古希腊哲学两大传统各自的长处与局限被凸显了出来，这对于中西学界反思自身传统及探求今日哲学研究路向来说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然而于连的研究却遭到了瑞士资深汉学家让·弗·毕来德的严厉批评。在《驳于连》中，毕来德极为雄辩地指出了于连研究的失误与局限，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识形态性质，打破了于连建构起来的中国神话。其效果是令人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现代意义产生深深的怀疑，使西方哲学传统在中国古代思想映照下才显示出的偏颇被遮蔽，也使在中西方文化的融会与互渗中建立新的思想传统的企图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 两位汉学家的分歧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国外汉学领域才会产生的话题，这实际上是现代以来中国学界争论不休的一大公案，不仅关涉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评价问题，而且关涉对理论言说方式的选择与建构问题。因此中国学界有必要介入并给出明确的态度。 一、双方基本观点、主要分歧及其所涉及问题之重要性 先看于连的观点。于连是位多产的学者，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学术著作20余种，其中译成中文的也有六种之多。这里我们仅从其两部代表作《迂回与进入》与《圣人无意》来概括其主要观点： 第一，中国古代思想是世界四大文明传统（古希腊、印度、阿拉伯、中国）中唯一在没有与古希腊思想传统发生联系的情况下独自发展起来的，因此通过中国古代思想这个纯粹的“他者视域”可以更加深刻地反思古希腊哲学传统。于连说：“在我看来，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①（3页）从其具体研究内容及其结论来看，于连在了解中国思想这个堪为西方思想之参照物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中发现了它的独特魅力，并认为找到了发现西方哲学弊端的视角。 第二，中国古代思想是智慧，古希腊思想传统是哲学。于连描述“哲学”的特点说： 然而，哲学的历史就是从提出一个观念开始的，就是在不断地提出观念。哲学把一开始提出的观念当成原则，其他的观念都是由此而产生的，思想由此而组织成了体系。这个首先提出的观念成了思想的突出点，有人为它辩护，也有人驳斥它。从提出这一种学说开始，可以组成一个学派，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也就由此而开始了。②（9页） 又描述“智慧”说： 智慧是说不清楚的，智慧根本就不是供人理解的东西， 而是供人思索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像润物细无声一样，一切都在过程当中，智慧是供人“品味”的。②（14页） 又比较二者之异同云：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统一思想的方式。……哲学的统一是系统化，而智慧的统一则是变化。或者也可以说，哲学的逻辑是概括全貌，而智慧的逻辑是巡游各处。智慧不追求建立一种观点，居高临下，尽可能宽广地包罗视野，而是在不停地拐弯抹角，（横向地）在思想平等的层面上巡游。在哲学的统一后面，我们看到的是希腊的模式，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观念为主，以范型和本相(eidos)为主。在智慧的统一后面，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对“在变化中发展”的关注。②（46页） 毫无疑问，于连的上述比较是建立在西方哲学自尼采以来一百多年的自我反思的基础上的，是以深刻意识到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形成的“概念形而上学”或“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严重缺陷为前提的。其借助于中国古人的“智慧”来解决西方哲学困境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应该说这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之所以没有走向哲学，关键在于这种思想不是从神话中生成的，由于没有神话和传说的虚假，思想也就不需要用“求真”来矫正或“去蔽”进而得以重建。求真的冲动使思想走向哲学，但这种建立在“求真”基础上的哲学并没有解决“我们为什么要‘真’而不要‘非真’”的问题。因为在人文科学领域“求真”之举不仅永远不会找到可靠的答案，而且还会遮蔽许多其他更有价值的思考。相比之下，智慧——使人能够更好地生存的经验与思想——对于人生来说就更具有有效性。于是于连设问道：“我们能不能说，不是智慧没有达到哲学的高度，而是希腊哲学在只盯着‘真’的同时，偏离了智慧呢？”②（87页）他的答案自然是不言自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