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2568(2008)01-0078-12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备受责难的新造神运动 2007年清明前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各种各样的公祭活动竞相在全国各地上演。你是伏羲故里,我是女娲源地,你有黄帝陵,我有盘古庙。各地竞相挖掘名人资源,打造祖宗文化。 受公祭的历史人物中,最具轰动效应的莫过于诸葛孔明了。4月3日,陕西勉县举办了诸葛亮逝世1773周年祭祀活动①。4月13日,湖北襄樊在古隆中隆重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5月30日,山东省沂南县“诸葛亮诞辰1826周年祭祀纪念活动”盛大开幕②。 虚拟的神话人物也一样备享尊荣。湖北竹山、河北涉县、甘肃天水、山西长治等地均为女娲举行了公祭,其中又以竹山县的规模为大。据报道,“竹山地处秦巴山区,是全国592个特困县之一,也是湖北的重点贫困县,2006年全县财政收入刚过亿元。就这么一个贫困县,几年已投资1500多万元,塑造了18米高的女娲雕像,建起了女娲祭坛、圣母亭、问天阁等景观,建造了‘中华母亲山’文化石。为了举办这次女娲文化节,县里又掏出20多万元,派出大量工作人员负责安排和接待,动员不少农民演员沿路表演民俗节目,出动大批警力维护现场治安。”③ 至于“中华始祖”黄帝炎帝的公祭就更加隆重了,祭祀规格以及主祭者的行政级别都上了好几个档次,陕西、河南、湖南、湖北等多个地方均有公祭活动。4月5日,在陕西黄陵轩辕殿广场,仅乐舞表演一项,“人数达到1000多人,整个场面气势恢弘。”④光是到会的记者就有500多名。4月19日,“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又在河南新郑举行,“现场鸣放21响礼炮。大典共分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礼、恭读拜文、点燃圣火、高唱颂歌、乐舞敬拜、天地人和九项议程。”⑤ 各地公祭的对象五花八门,从子虚乌有的盘古、伏羲、女娲,到分不清是神话人物还是历史人物的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大禹、仓颉,再到被神话化了的历史人物孔子、老子、孙子、屈原、伍子胥、司马迁、诸葛亮、欧阳修、纪晓岚等等,甚至历史上名声并不太好的武则天,以及没有具体人物形象的“中国洪洞大槐树”,各种古老的神话英雄或者历史文化名人,一一被奉上祭坛。 事与愿违的是,打着“弘扬民族精神”旗帜的公祭活动不仅没有赢得各方称许,反而招致了来自文化界的激烈批评。 客气一点的学者认为这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他们并不问所造神灵的真正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而注重的是投资规模、占地面积与高度,因为这些人为因素将是旅游卖点与新闻宣传点。”⑥刻薄一点的学者则戏谑其为五个一工程:“抬出一个死人,建了一座假坟,演了一场闹剧,花了一堆金银,坑了一方百姓。”⑦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公祭活动是在制造虚假文化记忆,糟蹋文化,“如此盲目、一窝蜂地乱搭‘文化台’,对人民群众与子孙后代是不负责任的。”⑧ 学者对地方官员竞相“祭祖”的批评,成为了媒体舆论的主流声音。他们甚至质疑这些“祖宗”本身的文化内涵:“炎黄二帝塑像,要弘扬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呢?翻开历史传说,我们看到的是古代两个部落间的一场残酷的兼并战争,有什么人文意义可言?炎黄时代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就已是多民族共居共荣、多元文化发达的时代了,我们今天仅用两个部落的首领为人文始祖的象征,既不科学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⑨ 一个学者与一个政治家的决裂 学者与官员,两者对于女娲、黄帝等“民族始祖”价值认同的差异,早在80年前就曾有过一段著名的公案。 “五四”运动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席卷了整个文化界,逐渐波及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随后借助于国家机器,打倒了孔家店,推翻了帝王将相的神坛宝座。1923年,顾颉刚在他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⑩中,指出上古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的时代才虚构出了尧和舜;至于黄帝、神农,那是到了战国时才被想象出来的;所谓的“三皇”,是秦以后才有的概念;我们现在所知的最古老的开天辟地的盘古,则更是到了汉代才发明出来的。 顾颉刚认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当时人们对于“古代”还没有什么悠久的推测,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传说人物当作自己的始祖,并没有推想更远的始祖。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跨越不同部族之间的“共祖”概念。 直到春秋初年,所谓的“始祖”还只有一个“禹”。禹到底是人的名字还是神的名字,今天已经无法得知,顾颉刚认为“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到了鲁僖公的时候,禹才慢慢地由“神”落实为“人”。商族把禹当作下凡的天神,到了周族,才为禹脱去神的外衣,把他当成了最古的人王。 商周时期,黄帝、炎帝、尧、舜这些“中华始祖”都还没有生产出来。“帝”的概念在《诗》《书》中都是特指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绝不可能以“帝”作为人名的后缀,所以,“黄帝”这个概念是不可能存在的。 祭黄帝的传统始于战国时期的秦灵公(前424-前414年在位)。灵公在吴阳作上畤,祭黄帝,后来经过历代御用方士的大力鼓吹,再有《世本》的出现,硬替古人造了个所谓的“世系”,按照这个世系,大家全都成了黄帝的子孙。 顾颉刚这封信一经发表,即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论争。论争的后期,顾颉刚以他渊博的知识、严慎的思辨和雄辩的笔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顾颉刚乘胜追击,随即以《古史辨》为题,将论争结集出版。这一学术事件迅速波及全社会知识界,“疑古”“辨伪”一时成为文化时尚,其影响所及,历80年至今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