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装、汉服与汉服运动

      中国的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长期以来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还是较为关注的，但是，对于汉族的“民族服装”，进而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却似乎是采取了熟视无睹的态度。然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这短短几年间，中国社会里围绕着“民族服装”所展开的多种社会与文化实践，已经先后出现了“唐装”的流行、“汉服”的讨论以及“汉服运动”的方兴未艾等很多引人注目的动向。本文基于实证性的观察，拟对当前有关中国人“民族服装”问题的上述社会与文化动向予以初步的梳理，进而对于服装之与中国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问题也予以必要的探讨。衷心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①。

      一、“民族服装”的场景或情境性

      本文所谓的“民族服装”，主要是指在多民族的族际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中，能够被作为民族识别或归属、认同之标识或符号的服装②。例如，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印度人的“纱丽”、蒙古人的蒙古袍、藏族的藏袍、纳西族的“披星戴月”服饰等等，都是不言而喻的“民族服装”。但是，在中国，这一概念还经常被用来特指少数民族的服装③。就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政协的重要会议上，一些少数民族出身的代表或委员，往往会特意穿着鲜艳的本民族服装一样，“民族服装”往往可以成为其少数民族身份的标识和其民族认同的象征。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少数民族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和汉民族间相互区别的最为重要和醒目的标识之一，就是“民族服装”④。

      中国各地的汉人服饰文化，也非常富于多样性，在它们都是汉人的装束这一意义上，确实都算得上是“民族服装”，也可以叫做“汉服”；但是，当它们在不和其他民族或族群发生对比参照的关系时，把它们理解为具有地方性的“民俗服装”似乎要更为恰当一些。例如，贵州的汉人支系屯堡人的妇女装束，大多为青色或蓝色的大襟长袍，其腰缠布或丝质长腰带，并在衣襟、袖口等处镶以花边⑤。这一类地方性的“民俗服装”，若是在和贵州当地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相比较的时候，的确算得上是当地一部分汉人的“民族服装”，但它通常却并不会被选择出来作为全体汉族的“民族服装”。当研究者把它和其他地区的“民俗服装”（例如，福建惠安的妇女装束等）进行对比时，一般会说它们分别反映了汉人服饰生活或服饰民俗的地域多样性特点。换言之，若是没有族际的场景、情境和条件，就可以将它们只理解为“民俗服装”。

      在中国的各种多民族的场景下，尤其是在“华化”⑥和全球化的趋势中，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往往会通过“民族服装”来予以表达，而建构本民族的鲜明“形象”的主要途径之一，正是不断地重新定义和推出经过改良了的“民族服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发生了很多诸如“舞台化”、“轻装化”之类的变迁⑦，其绝大多数情形都是以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为背景的。显然，“民族服装”在很多情形下，是在族际的环境、场景或情境下，由“民俗服装”延展或引申而来的。汉族的有些“民系”或有些少数民族的支系层面，也往往穿着各自不尽相同的服装，像苗族、瑶族和彝族的很多支系就是如此。一方面，它们既具有反映其地域性特点的“民俗服装”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在某些族际条件或情境下被作为“民族服装”的资格。至于具体地会是哪个支系或哪个地方的“民俗服装”有可能在族场景或情境下被升格成为“民族服装”，则要取决于族际关系的各种具体的情形。族际的场景或情境，通常是只会选择一部分“民俗服装”而不是其全部来作为“民族服装”的典型。“民俗服装”和“民族服装”的关系，就像方言和标准语的关系一样。“民族服装”是在具体的族际场景和情境下被定义的，这也就如同民族的“自称”和“他称”一样，既需要有自称的依据，又需要有他称的承认。“民族服装”也一样，既需要有“民俗服装”的依据和根源，又需要有族际情境或环境、条件的筛选和来自“他者”的认知。

      

      福建惠安女的服饰（来源：中国摄影在线）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各少数民族社会均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致力于改良、创制和界说着他们各自的“民族服装”，并且不断地通过其“民族服装”而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展示或形塑着各自的“民族形象”。这可以说是颇为寻常可见的文化动向。在中国的大多数场合下，节日盛装要远比日常着装更加容易被选择出来作为“民族服装”或其改良所依据的原型，这是因为节日盛装比较起来要更加符合民众对于其自身“民族形象”的偏好。在中国多民族社会的族际关系里，除了“民族服装”的自我展示和相互界定之外，服装文化的族际交流也颇为常见，服装文化之间互相采借和彼此影响的情形，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社会里，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日常男装和所谓“汉人”的服装以及和都市市民的装束逐渐相趋同的发展走向。

      “民俗服装”和“民族服装”，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只是后者具有场景或情境性而已。“民俗服装”一般较少或不发挥族际标识的作用，它主要是在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物理（驱寒等）、审美、象征表现等社会属性方面的功能，例如，日常服装、劳作服装和节日盛装的区分与组合，性别、年龄、职业以及不同人生状态（婚否等）的标示等等。比起“民俗服装”来，“民族服装”则由于需要在族际社会关系里展示本民族的形象，故其物理的属性和其他一些社会的属性便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与此相应的，则是其作为民族之象征符号的属性往往会有突出的扩张。

      和少数民族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度里经常需要展示他们各自的“民族服装”一样，在很多重要的国际社会的场景下，也就自然会出现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即便是在现当代的社会里，人们身着“民族服装”的场景和机会并不是特别地多，但它依然是备受海内外关注的话题。本文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民族服装”的，当然，也不能完全回避“汉族”在相对于“少数民族”时也同样时不时地会面临到的“民族服装”问题。

      在与西方或东亚各国的服装文化相比较时，明确中国或“中式服装”的一系列文化特点或其历史传统的背景等，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民族服装”除了在族际场景或情境下可以由“民俗服装”升华而来之外，还可以从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上去寻求有关的文化资源以作为再生产和再创制的依据。中国自称“衣冠王国”，汉人的服装形制很早就形成了两个基本的谱系，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叶，一个是上衣下裳（裤、裙）的谱系；另一个是“深衣”亦即所谓袍服的谱系。袍服由于不方便于劳作，在古代多为上层阶级采用。但无论哪种形制，中国古代的服装基本上都是平面裁剪，多为连袖（无肩缝），不大倾向于强调人的身体与性别特征，而是以宽松、平直、随和，甚至以遮掩人体为基本的特征。大约到了清代，中国传统服装的大部分基本元素和各种传统技法均趋于成熟，并成为后世人们进行服装改良和服装创新时最为主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