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西学研究的诡论现象 百年中国的西学研究充满了历史的吊诡。 从一开始，准确地说，从近代中国学界开始自觉地择取西学、研究西学的那一刻起，西学研究就被赋予了沉重的历史使命。起先是基于帝国／国家生存竞争的现实逼迫，“师夷长技以制夷”。尔后是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的合法性危机，或援引西学以论证传统中国文化与信仰在现代中国依然具有合法性，或依据西学争论其合法性地基早已彻底丧失。然后是基于开创中国学术未来的殷切期望，学界开始明确提出，西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乃“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后又是基于现代国家（政权）建构的合法性论证的急切需求，纷纷寻求普世性的西方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的绞结。由此便决定了，百年中国的西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无法成为纯粹的“学术性事件”，而与种种复杂的意绪心态、利益驱动、权势争夺、目的论叙事、价值期待、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宰制纠结在一起，难于确定自己作为一种知识探求和思想追问的真正属性，也就难以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① 谁也无法否认并逃避，现代中国的西学研究，理应为解决现实的危机而尽自己的一份责任。然而，由于现代中国的西学研究与现实牵连得太直接，想实现其历史抱负的愿望太过于急切，以致百年来中国的西学研究充满了太多的命运沉浮，除了在促进传统学术和现代社会的裂变与整合方面其功甚伟之外（包括正反两方面），不仅那种为中国重新谋求一条出路的历史使命本身远未完成，就是“求本国学术之独立”（即中国学术之复兴）的文化抱负，也因其价值期待性而成了一种悬空的预设。百年中国之摄取西学的激进历程，其最终结果竟是西学（研究）未成学——准确地说，是尚未形成一种具有范式有效性的“自明”的学术传统，一种应对、解决现实危机的文化机制——历史之“吊诡”如此，无论如何，也让人惊悚而惘然若失。如是，为继续推进当代中国的西学研究并使这样的研究获得起码的尊严，（当代中国学界）一个必须予以反思的前提性课题，就是梳理清这一悖论现象的历史表征并揭示其产生的隐秘根源。否则，当代中国的西学研究，就将继续漂泊荒野而饱经历史的指责。 百年中国的西学研究未成学。表征之一，就是百余年来的中国学界，至今仍深陷种种西学研究的立场之争的泥潭之中，②难有心情与精力潜心于西学研究本身。由此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尽管整个知识界尊西崇新的风气弥散了一个世纪，但我们对西学的研究，却一直停留于“思想内容”（字面意义）的转述（概述）层面，始终无法进入其核心，也就难以领会到其思想背后的隐在关怀，相应的也就根本无法把握到西学与当代中国语境的真正关联。以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竟产生了如下西学研究的“怪现状”：一方面是“只要是‘舶来品’，就会有人捧场”的狂热行为；一方面却是“各种文章著作竞相套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而很少加以甄别。若仔细观察，导论之类的西方初级教材似乎比真正的理论专书更有影响”的普遍局面。③ 更让人难堪的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学术和思想传统，西学本身乃是处于不断地变迁和断裂之中的。受此影响的中国西学研究，其流行话语一方面随西学内部各种主义话语的迅速更迭而更迭，以致产生了持续一个世纪的所谓“西学”的阐释权之争；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昨天看起来还极为有效极为正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的当代合法性及国家（政权）建构的历史合法性的理论论证，在今天看起来就因其援引的西方理论资源的内在解体而自我瓦解。④ 由此所造成的结果，就是那种本意旨在通过西学的研究而重新观照自我、重新阐释中国的初衷，却因对于西学的犹未深造，亦即对于西方文化之材料尚未广搜精求即取其一偏而失其大体的功利化策略而使中西学研究两皆落空。换言之，百年中国的西学研究的最大诡异，就是对西学的持续的片面研究，不仅未能介入西学演变的“预流”，反而还导致了对传统中学和现代中国的持续遮蔽与传统本身的持续失落。以致有学者痛心地直陈：“在我们已经尊西崇新一百多年的中国，国人对西方文化学术的了解仍可说仅及皮毛。更为不幸的是，同样由于百多年的尊西崇新，到我们的上一代人就已对中国传统甚感模糊，以后更是每况愈下，结果造成今日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拿西方文化作我们的‘传统’、而我们的‘国学’家与‘后学’家也依稀难辨的严重错位现象。”⑤ 尤其令人气闷的是，“有的标榜走乾嘉之路、以考据为宗旨的上古文史研究，其注释中大量引以为据的也多是各种新老西方教材的译本。这些译本有的恰好将原义译错，可能正好可以符合作者‘考据’的需要。更偶有真搞考据的老学者，童心未泯，将这种‘考据’誉为‘为学术立一新方向’。”⑥ 由此“世纪末现象”反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对学界现状的评论，除了感慨历史之惊人的相似性之外，剩下的，大约就只有慨叹急剧变迁之现代中国历史背后的停滞与沉重（此处暂撇开其成就不论）： 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若将此意以观全国学术现状，则自然科学，凡近年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吾国学人能知其概要，举其名目，已复不易。虽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尚有相当贡献，实乃地域材料关系所使然。古人所谓“慰情聊胜于无”者，要不可遽以此而自足。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逞论其有所创获。社会科学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之情况，非乞灵于外人之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求讨论之资。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污，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倖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