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阶层区隔与消费逻辑 郑崇远（《上海文化》，2008.3.18～28） 大众文化在体制的默许及市场逻辑的笼罩中迅速崛起，成为都市文化中占主导性质的文化形态。当代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尤其是现代都市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它为当代都市人提供了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在对中产阶层文化趣味的代言或塑造中，大众文化开始建构起新的社会结构的主体，逐步完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的重塑。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符号化、审美化以及对消费欲望的制造和引导，大众文化成为消费意义的编码系统。大众文化对于感性生命的强调，缓解了启蒙现代理性所造成的焦虑，也是对理性生命的补充与丰富。但离开了理性的价值与意义的思考，大众文化又必将导致感性生命的空洞化，在文化民主的表象背后依然有形成文化专断的可能。 上海迪斯尼：奢侈与公共行政 罗云锋（《上海文化》，2008.3.106～112） 就当前上海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目前的大多数上海普通市民而言，迪斯尼仍然属于高消费娱乐，上海历来并不缺针对富人阶层的高消费娱乐，相对欠缺的恰恰是适合平民的有质量有品位的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和项目，以及相关的公共空间和场所。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最终都必须落实在作为城市主体的普通市民或平民身上。在进行城市公共文化规划设计时，理应认识到这一点：同质的、单一的、过度商业化的娱乐设施、项目的大量建设和密集分布，并不意味着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多元化，而恰恰是狭窄化了，不利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质量，不利于人性的扩展和丰满，无法促进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上海迪斯尼项目是国际文化“新”秩序的部分表现之一，并在西方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娱乐等涌入中国的大背景下可能产生种种问题和后果：第一，加深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技术、文化分工体系；第二，被外部因素主导和市场化了的审美、消费口味以及相应的消费习惯和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文化）产品的倾销和利润掠夺；第三，跨文化交流、文化产业和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以及由于外来强势文化导致本土文化发育迟缓；第四，自我文化身份失落和（历史）认同感的模糊。因此，在进行公共行政或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时，尤其是涉及大型项目的运作时，除了经济效益，更要关注整体社会文化效应，包括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以及整体国家利益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 王立新（《中国社会科学》，2008.3.156～173） 从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美国一直把中国想象成为与自己形象相对照的“他者”。对中国的这种“他者”想象反映着美国人自己的恐惧、渴望和向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帮助美国人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与国家地位，是美国自我审视、自我想象的一种方式，因而具有深刻的自传性质。今日的美国应该放弃自己的观念和利益框架内理解和想象中国的方式，真切地了解和体会中国人的感受、欲望和抱负，从而使中美关系和文化交流的稳定发展能有一个健康的情感基础。 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审美化生存 梅琼林（《文艺研究》，2008.6.13～20） 视觉文化传播是当代审美化生存的最主要的组织者：形象狂欢装饰了当代生活并使其充满新奇多变的视觉快感，充分体现了当代美学趣味的指向性转换，即由传统的理性主义美学转变为一种强调纯粹的快感满足的美学；同时，人们以丧失现实实在性的形象为中介来感知社会现实图景和建立个人生活模式，拟象取代了实物，人们生活于模型幻境所带来的超真实快感中。如此审美化生存制造了一个快乐主义的陷阱。首先，它未能实现官能快感和精神超越两者的和谐统一，片面的感官狂欢导致审美救赎功能的失落。其次，超真实的拟真视界使审美化成为一种遮蔽本真现实的媒介，人们生活于想象界的虚幻快感中而丧失了对现实视界进行批判与改造的能量。由此，形象也成为控制主体的一种方式。所以，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审美化生存尽管看起来很美，却无法逃脱某种“死灰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