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国学浪潮的掀起 20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兴起了三次国学浪潮。 第一次可称为国粹主义浪潮，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晚清时期，借引日本“国学”话语，以反满革命为目的，以复兴古学为旗帜，以“国粹”凝聚“国魂”，激励“种姓”，提升“国德”，增进“爱国的热肠”，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国粹学报》（1905～1911年）为其主要舆论阵地。 第二次国学浪潮可以称之为国故主义浪潮，主要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呼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特征。北京大学国学门（1922～1927年）、清华研究院国学门（1925～1929年）是为代表。 第三次国学浪潮，则属于国学大众化浪潮，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至今方兴未艾。与前两次相比，这次国学浪潮展现的无疑是现代化与传统性抗衡、人文性与市场化纠结、学术性与大众化并存的思想文化生态，凸显了国学的人文性、大众化与市场化。一方面有国学教研机构的大量兴起，如高校与民间的国学院、国学所、国学班、国学课、国学讲座、书院、蒙馆、私塾、淑女堂等；另一方面有国学媒介的大量出现，如国学网、国学博客、国学期刊、电视国学、手机国学、国学丛书、国学读本等；还有国学娱乐服务机构的出现，如各种国学俱乐部、国学茶馆、国学夏令营等。媒体关于国学的激辩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国学话语广泛进入社会与思想的前沿与主流媒体。国学与儒学也经常纠结在一起。 在第三次国学浪潮中，国学概念业已被大大拓宽与深化。作为一个自近代以来就不断被演绎的开放性概念，如果说第一次国学浪潮中的“国学”主要指“古学”（先秦诸子之学）或“国粹学”，而第二次国学浪潮中的“国学”主要指“中国固有之学”或“国故学”，包括“国粹”与“国渣”，那么，在第三次国学浪潮中，“国学”就演变成为一种“区域学”，也就是“中国学”，既包括古代中国文化，也包括近现代中国文化。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国学”概念。 流派纷纭、论战激烈的新国学浪潮 从对国学的基本认识态度看，第三次国学浪潮流派纷纭，论战激烈。主要出现重倡派、反对派、缓行派、谨慎派、补充派、重估派等。 重倡派以陕西师范大学赵吉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等为代表。赵吉惠教授著有《国学沉思》（1998年8月），纪宝成校长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2005年5月），并在报刊发表了很多回应文章。重倡派主张大力振兴国学，理由如下：第一，以国学传承文化，接续文脉。认为国学在中国近百年实际上是个衰微的过程。不仅源于西学的冲击，更因为我们在富国强兵的现实主义思维下把国学视为造成中国落后挨打的文化罪魁，还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要现代化不要传统，要社会主义不要封建主义的一元论思维的干扰，文脉出现了断裂，延续中国文脉就要重倡国学。第二，对国学所代表的传统思想资源的重新整合，使之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提和动力，更好地应对现实问题。国学复兴绝不是向适应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传统文化的回归，更不是回归古代的专制主义，而是在适应现代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复兴，是现代人寻根的精神之旅，是一种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现代化转化。第三，批评国学教育薄弱，公众国学素养贫瘠，主张以国学提高国民素质，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强化民族国家认同。第四，以国学扩大执政的文化基础，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第五，以国学建构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反对派以作家舒芜、历史学者章立凡等为代表。舒芜于2006年6月28日在《文汇报》发表《“国学”质疑》，章立凡于2007年8月20日在《南方都市报》发表《国学涨价与“凡是”思维》，均反对复兴国学，对其予以根本否认。理由是：第一，国学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内容都可以纳入现有的学科体系，没有必要另立“门户”。第二，国学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积淀”，对中国现代化没有多大价值，“实际上是从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国学还是一种竭力扼杀科学技术的文化，是与创造和个性为敌的文化。把科学技术当成奇技淫巧，而把蝇营狗苟争取做官当成人生唯一的荣华，以培养奴隶和奴才为能事。因此，国学里“更多的是愚昧，而不是科学；更多的是专制，而不是民主；更多的是禁锢，而不是自由；更多的是守旧，而不是创新”。第三，国学精神不是商业思维，而是小农思维，不太适合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无法培养出合格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第四，国学早已被五四运动送入博物馆，已经死去近百年了，复活国学完全没有必要。 缓行派以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研究员、清华大学历史系张绪山教授等为代表。刘梦溪于2006年11月6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论“国学”应该缓行》，张绪山在《学灯》2007年第3期发表《论“孔孟之道”应该缓行》。指出国学是当我国近现代历史转型时期应时而生的一个特指名词，是“不甚恰当”的名词，应该缓行、少行乃至不行。其有益因素在整体上的发挥作用，显然要到中国完成现代性改造以后。对传统文化采取全面接受的态度，让没有足够免疫力的儿童读经，甚至定儒教为国教，是可怕的妄动。指出国学中包含大量反现代性的政治伦理，而目前处在政治民主化和思想科学化改造关键时刻的中国社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吸收其有益营养的同时抵制其毒素，复兴国学必然会给处在现代性改造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甚至使宏伟的民族振兴事业出现倒退。 谨慎派认同学术范围的国学研究，反对具有公共色彩的、以弘扬国学为主体的全民国学运动。 补充派认同国学复兴，但反对国学主导论。强调国学对现代文化发展而言，应是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 重估派以复旦大学历史系姜义华教授为代表，反对独尊论与复古论，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适应时代的重新估定，指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方是我们努力的终极价值目标。古代的思想文化资源，外来的思想文化资源，都需要经由重新估定，重新构建，融入新文化的创造中，方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的复兴有赖于现代中国人以自己为主体，所从事的先进文化的发展与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