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8)02-0107-09 文化自觉 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一书中谈到，在今天，人们围绕据说是英语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单词之一的“文化”所发生的冲突，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争论，转变成一种全球性的政治斗争，甚至成为“新千年世界政治格局的组成部分”。在此，伊格尔顿并无意将文化等同于政治，他只是强调了这样一种事实，即文化在当今世界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特别是这种作用在国际政治事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像“种族清洗”这类事件之所以发生，其实质就在于它“正是事关紧要的文化战争”，因此，“文化成了现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大事”。① 学术界通常把文化重要性的凸显，以至呈现为当今的一种时代特征的产生原因，与“全球化”问题联系起来。这种思路自然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思路在时间上向回追溯，在空间上向深发掘，我们便能看到解释这种原因的又一个关键词，那便是“现代性”。当然，“现代性”的含义相当复杂，本文只是在相对于“古代性”，或曰“传统性”的意义上使用它，即把它看作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中自近代以来所出现的一种根本性转折的描述。对此，英国学者费瑟斯通是这样说的：“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理论（目前，现代性这个词的许多意义都是从那里引申出来的）来看，现代性是与传统秩序相对比而言的，它指的是社会世界中进化式的经济与管理的理性化与分化过程，人们经常以鲜明的反现代目光来审视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过程。”②正是在这种世界“传统秩序”逐渐涣散，“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两种因素的日益膨胀直接导致全球范围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一种是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就已经出现，随后范围不断扩大、内涵不断深化的对其他国家的资源掠夺和经济扩张。这种经济扩张造成了世界范围民族国家间关系上的一种悖论性质，即一方面它使民族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相互联系不断加强；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经济交往所具有的不平等性质，而必然导致相互关系的渐趋紧张，乃至相互对立。再一种是与上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始终伴随着的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武力征服或军事干涉，这使得双方之间经济交往的不平等性质更直接地呈现为民族国家间政治关系上的不对称性，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当然就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同时，当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因经济扩张而出现利益冲突时，相互之间也会出现紧张关系，乃至引发不同范围、不同规模的军事对抗，甚至包括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回顾世界“现代性”进程中民族国家关系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的重要性之所以会在现代得以凸显，甚至会呈现为当今的一种时代特征的历史根源及其深层原因。因为，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并非只是一种地理概念，而首先是一种心理概念。换言之，民族国家生存的基石在于拥有自主性的文化，而维护民族国家生存的命脉，从根本上说就存在于对这种文化的认同之中。对此，只要回味一下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也就不难体会了。当然，文化对一个民族乃至国家生存的重要性并非始自今日，但在民族国家间交往相对松散的“古代性”环境中，文化的重要性更多是以“自发性”形式发挥作用，只有在民族国家间交往不仅日益频繁，以至相互之间不可分离，但同时这种交往又始终是建立在种种不对称性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环境中，文化的重要性才会随着民族国家间无可避免的激烈碰撞而凸显出来，它既是强势者谋求霸权的精神支柱和重要手段，也同样是弱势者捍卫生存的精神支柱和重要手段，因而其作用的发挥也就越来越具有“自觉性”了。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世界“现代性”进程中文化重要性的凸显，以至呈现为当今的一种时代特征，这其实是人类的一次伟大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的表征形态无疑是丰富多彩的，但其中的一种或许最具有典范性，那就是对现代学术乃至社会思想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影响的人类学—文化学的诞生。中国学者胡惠祥在1934年出版的《文化人类学》一书的开篇这样评价人类学—文化学的诞生：“当代人类学大家克娄伯曾在其大著《人类学》中下了一个题名，即‘人类学的时代’。自然不能说现在是人类学独霸的时代，一切学问都要让它；但却也许可以说人类学这种学问正应现代的需要，所以现在是它兴起的时代了。”③一般认为，人类学正式形成于19世纪，主要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其对现代学术乃至社会思想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更多地源自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英国学者汤普森就认为现代文化学的研究，与人类学的诞生和发展密不可分：“文化的概念如此紧密地联系到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以致它们有时被视为实际上是具有共同范围的：人类学，或者至少人类学的重要一支，是对文化的比较研究。”④那么，以对人类起源的关注和阐释为要旨的人类学，尤其是其中以对人类行为的起源及不同人群行为比较的关注和阐释为要旨的文化人类学，为什么会形成于人类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后的19世纪呢？对此，胡惠祥有过很好地论述。在他看来，人类学的起源无论中西都是很早的，“但因这种学问对于古代的一般人还无十分重大的关系，非他们所急于知晓……又难得与异民族接触的机会……至于近代则因航海术进步，地理学上的‘大发现时代’开始，世界交通大为繁盛，各民族间接触的机会甚多，种族间的关系日密，于是先进的民族希望知晓异族的状况——特别是野蛮民族的状况——以为应付。”许多西方学者在大量调查中发现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状况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东方的与西方的不同，野蛮的与文明的更有异”，由此引出许多他们希望解释的问题，例如各民族的文化为什么不同？不同文化之间有没有相通之处？文化的发展是否也是一种进化过程？文化如果是进化的，那么现代文明人的祖先是否也是野蛮人？“这些问题很能影响于实际的种族关系以及现代文化的进退，因此很被近代的人所注意而欲求其解答，于是人类学的研究遂应运而兴了”。⑤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诞生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世界“现代性”进程必然结果的文化自觉，其中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其一，当世界处于“现代性”进程之中时，各种文化间的相互发现和碰撞变得日益频繁，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再可能置身于世界之外求其生存。于是，自觉通过探寻人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建构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沟通的有效途径，以此推动现代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就成为作为文化自觉的一种表征的人类学—文化学所自觉承担的一项使命。正如胡惠祥指出的：“这是要用综括的方法，探索人类文化所蕴藏的原理，使我们晓得它的性质，而用人为的方法以促进它。分析言之，例如文化以何种条件而发生？文化的发展遵何程序？文化何故有不同的形式？文化的各种要素，如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宗教艺术、语言文字的起源演进各如何？这些问题都是人类学，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人类学所希望解决的。”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