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儒学的文化面向 高柏园（《中国文化研究》，2007.4.11～6） 牟宗三先生以理论系统之建构为标准，将儒学区分为先秦儒学、宋明新儒学以及当代的新儒学。当代新儒学则以三统之建构为主，此即道统、政统及学统，尤其是开出知性主体及民主建国更为重心所在。当牟宗三先生过世之后，新儒学已迈入后儒学时代。后儒学重点并不在对儒学本身系统的重构，而是以儒学的角度响应时代的问题以充分展现儒学的实践性与实用性。拜科学技术进步之赐，人类文明已有异质性、跳跃性发展。新时代的文明已不再只是量的差别而在根本性质上便已不同。此中，全球化趋势及其衍生的问题将是后儒学所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所在。无论是环境生态、文化冲突、贸易平衡以至于国际关系，无一不是在全球化的场景中展开。因此，后儒学首先便要以全球化趋势及其问题为核心，由是而逐步建构一相应的理论系统，完整掌握21世纪的发展，同时也在这样的发展中恢复儒学的实践力与时代性。此中，我们遭遇的主要问题，便是跨领域整合的能力如何建立。儒学研究者往往限在人文学科，尤其文史哲的领域，如何能有效使儒学亦进入其他社会及自然科学而产生整合效果，应当是后儒学的重要挑战。 中国到了重建自己文化形态的时候 ——30年价值观的变迁与反思 黄纪苏（《绿叶》，2008.1.13～22） 1840年后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近代以来包括价值观危机等诸多重大问题都与这一根本性变化相关。直到今天，中国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仍然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问题。改革开放增强了中国的国力，但在价值观缺乏安全感，民族认同出了危机。未来几十年，中国将有一次空前的机会，真正到了重建自己的文化形态的时候。而将儒家提倡的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个人的价值与国家利益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将是新时代伦理价值观的最优选择。在未来，首先知识分子应该建立自信，在重建当代中国文明形态和价值观的大目标下，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下，知道当代世界体系是什么状态，知道中国在当代世界体系里面是一个什么位置，这样就会有更具体的长期目标、中期目标、短期目标，我们就能有信心、有步骤地结结实实地走下去。 民族艺术的消费社会境遇 吴晓（《民族艺术》，2007.4.38～45） 当下中国社会正在进入特征渐趋明显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商品化、符号化和审美文化逻辑已经深刻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人们的日常审美体验和认同等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置身于这种符号意象优于真实功能的消费社会，民族艺术也同样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来自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改写。曾经作为彰显族群和地域特征的民族艺术，在消费社会中逐渐脱离原有文化语境，被动或者主动融入消费文化潮流中，以淡化民族性或者强化民族性的悖论式符号重构方式，借助于旅游、媒介和资本力量，民族艺术于拼贴、复制和挪用等情状中得到了重构性的发掘和整合，在显现方式上表现出景观化、舞台化和娱乐化的大众审美文化样式。 节日文化的地方性 ——以贵州台江县苗族姊妹节与划龙船节的关系为例 刘铁梁（《凯里学院学报》，2008.1.27～29） 当前在注重保护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工作中，对于节日民俗的调查和理解尚不够深入，特别是将节日仅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图式来给予统一解释，忽略了地方社会中实际传承节日文化的具体条件和实际动力。以贵州台江县苗族姊妹节与划龙船节个案为例，前者是一个村寨向外村隆重展示自家女儿的风采，从此开始了村寨间和家族间的联姻活动；而后者就像是得到了来自女婿家的回报，使得姻亲之间的情分达到了高潮。由此可见，苗家人十分重视结合姻亲关系的制度来创设自己的节日文化。通过这一个案，作者认为研究节日民俗不能离开对于具体地方社会集体生活方式及其所处地理历史位置的认知，不能离开对于节日文化地方性的考察。节日民俗的地方差异现象尽管表现得可能非常细微，但是如果结合地方社会历史的各异情况来给予观察，其意义不可小觑，因而必须给予尊重。 “中心”与“外围”：文化意义的生成与生长 ——以北京文化与巴蜀文化的比较为例 李怡，张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2.139～144） 北京文化的意义首先在于它长期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首善”之意义，而巴蜀文化的“外围”意义则体现在它往往承载了诸多与文化中心及主流文化大异其趣的成分。“中心”与“外围”的文化差异正好提供了不同区域间彼此参照、自我反思的机会。未来中国文化的繁荣有必要呈现出多个文化中心并立发展的态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平等地汲取其他外省文化的优长是未来北京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就像它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那样。而像巴蜀文化这样的“外围”文化也应该增加自主自强的“中心”心态，充分发挥区域文化的独特个性，多一些承担意识，多一些“全局”观念。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时代，如何突破“文化金字塔”的传统结构，让“中心”与“外围”建立更加密切的互动关系，这应该是中国文化发展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