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一个重要的通病就是将应有的中西比较，改换成以西方文化或西方的某一种学说为标准，来衡量和评定我们的文化 凝眸四顾，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通过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走上现代化的。以我们的近邻而论，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明治维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及日本战后再度振兴，这些令世界刮目的现代化过程，不仅根本上没有伤损自身的传统文化，而且无不是在尊重和利用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的。就西方的历史看，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欧洲开始步入近、现代。表面上，这场深刻的运动否定了欧洲中世纪的神权及相关文化观念；实际上，却是古希腊、罗马人文和科学精神的承揽与高扬。 然而，我们长时期走了另外一条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领导新潮流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具有代表性的，如胡适在题为《研究国故的方法》(1921年)的演讲中说：“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一句话，祖宗留下的东西，百事不如人，没有一条是对的，都必须推倒了改用西方的才行。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长达十一年的“文革”，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达到了登峰造极。其结果有目共睹，越是激烈地排斥传统，离现代化就越远。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指标快速上升。与之相伴，社会主流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传统与现代开始发生正向互动。事实表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民族虚无主义的衰减成正比。 我们对传统的觉悟，到这儿还不够，还须将视野再放大。今天，我们不光要摒弃那种与人类一切文化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错误做法，不光要有尊重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起码态度，尤其还要看到，原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是独立并行、悠美对称、自成系统的另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 百余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一个重要的通病就是将应有的中西比较，改换成以西方文化或西方的某一种学说为标准，来衡量和评定我们的文化。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很多人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科学和科学思维，因为中国古代的确缺乏合于西方科学规范的那样的知识系统。以致直到现在，成立了那么多专门研究国学的院所，却尚未听说哪一家把中国传统科学和传统科学哲学列为其投入的项目。 国学，似乎理所当然只该有史学、文学、语言、道德、人生哲学等人文科目。因此，尽管有少数人苦心经营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发掘整理，但这一方面始终被划在国学之外。国学家和中国科技史家互不通气，各有所归。不管是外国知名的和中国资深的科技史家们用如何大量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过极其辉煌的科学成就，好像始终未能引起大多数专门研究国学的学人们的兴趣。 可是，仔细想一想，像中华民族这样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曾创造出灿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民族，其文化如果只有人文，而没有认识世界规律以支配物质生存条件的科学，是可以思议的吗？如果有科学，且是领先过世界十余个世纪的科学，那么就必定在哲学中有与之相应的成套的认识论，在文化的其他领域也会有深刻的反映。人文和科学有机地构成文化的整体，二者相依相须，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甩开科学方面，不细追问，不对中国传统科学给出一个恰当的阐释和定位，那么对中国传统人文能够获得完整、准确的理解吗？恐怕不能。 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崇敬生命，重视养生。一般常把养生单纯理解为个人的延年益寿，而中国传统的养生，是体现了天人一体的养生，包括养自己、养他人和养万物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相互包含，相互促进。为此，不仅需要修养生命的科学，还需要管理社会、发展生产、繁荣万物的科学。中国传统科学正是以赞化天地之生命为目标，即《中庸》所谓“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如果不了解中国养生的博大人文理念，就难于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科学彻底本始的自然整体的认识路线，或者不承认这条路线也属于科学认识的范畴。反之，如果不承认或不深入了解中国赞化育的传统科学，就会将中国敬生的伟大精神视为一句空话，一种纯粹内在的道德情感需求。 由于中国养生与科学实践、生产实践紧密相连，故个人养生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通过修炼提升智慧，以增强科学认知的能力。不了解这一点，就弄不明白为什么庄子《养生主》开篇提出的却是认识论的问题：“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字面的意思是，以有限生命去追逐无限认知必陷疲困。近代注家多以此判定庄子把认知与养生对立起来，否定认知，消极避世。其实恰恰相反，庄子所反对的只是“以有涯随无涯”即一点一滴积累知识的认知方式，他要阐扬的是如何超越有限以达无限的道的智慧。而增益人与万物共存共荣的科学认知和实践活动，同时是道德的发扬，又有利于个人的养生。 之所以误会庄子，首先是因为忽视庄子时代已有十分悠久的成功地认识世界的科学活动。其次是不了解中国传统科学的特点在于把握天地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而自然整体的要素具有无限丰富性，所以认识整体不能走穷尽部分的途径，必须善于借助直觉，像“庖丁解牛”那样，抓住支配事物整体的“要领”，即“纲纪”。用《易传》的话说，就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要学会“以简御繁”的方法。这与西方分解式的和还原论的认识传统根本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