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2X(2008)01-0103-07 “受众”(audience)是媒介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话语范畴。按照英国著名传播学者麦奎尔(Danis Mc Quail)的说法，①受众的概念起源于戏剧、竞技和街头杂耍的观念群，起源于不同文明、不同历史阶段所出现的所有不同形态的参与“演出”的观念。在麦奎尔看来，受众其实是一种大众的集合，通过个人对愉悦、崇拜、学习、消遣、恐惧、怜悯或信仰的某种获益性期待自愿作出选择性行为，在一种给定的时间范围内形成。它受到统治者可能的或实际的控制，因而是一种集合行为的制度化形式。印刷技术问世之后，受众概念首次重大的历史补遗是“读者大众”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个人阅读行为产生了对特定作者和风格类型(包括报纸)的崇尚和趋附。当社会在印刷时代开始经历社会的和政治的变革时，读者大众还促进了利益、教育、宗教和政治共识等方面的总体分化，帮助奠定了正在形成的公众概念。电影的发明和影院放映方式的出现“创造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受众”，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起分享相同的、经媒介传播的情感和体验，批量生产的拷贝传播，取代了个性化的、活生生的现场表演和互动。到20世纪初中期，广播电视的发明，使受众身份第一次与技术手段的拥有联系在一起，跨越有形疆域的无形传播，大大扩展了传播的影响面和影响力，时空转换性更强，共时分享的受众也更多。 一、能动受众的意义建构 美国当代媒介文化批评家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认为，受众的构成方式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不同人员形成不同的分层，这些分层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大众在一个高度复杂而精密的社会机构网络间穿梭时产生了“游牧式主体”(nomadic subjectivities)和集体性的对抗主体(collective oppositional)，并根据当下的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进入不同的大众构型(formation)。②在菲斯克看来，围绕各种差异轴，如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等等，所组成的一种复杂的基质，社会结构得以成形，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权力向度。如果没有权力差异，就没有社会差异。比起阶级之间的对抗，大众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对立才是整个矛盾的主线，而文化区域正是围绕着这一矛盾分化的。大众文化更是环绕着这一矛盾，即大众力量与权力集团的对抗而加以组织的。“游牧式的主体性”便通过它与权力集团的对抗和抵制而得以识别。 菲斯克对游牧式主体”拒绝充当“商品化受众”而带来的颠覆性文本阅读非常推崇。按照菲斯克的说法，“游牧式主体”能够产生从主流到反对的一系列意义，说明受众产生意义的活动以及在这一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社会决定。受众在其与电视文本就意义进行协调的社会构型中可以发挥积极能动的作用。受众并不是一群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都处于产业巨头控制之下的“文化白痴”(cultural dopes)，而是能够掌控文本，鉴别选择文本并从中获得快感的意义的生产者。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下，受众并不是以被动的方式介入文本的。他们把广播用作日常活动的辅助。例如，在开车或做家务时收听广播节目；在“观看”电视节目时也同时从事各种活动，如弹奏乐器、做家务，等等。解读电视文本是对现存主体位置与文本提出的位置进行协调的过程，而在这种协调中，力量的均衡取决于受众。不是受众的主体性服从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力量，而是文本中发现的意义朝着读者的主体位置偏移。电视文本要想流行，就必须受到许多不同社会群体解读和欣赏，这样它的意义就能以多种不同方式进行变化。这样一来，电视文本的符号性和公开性都要由受众在对节目进行解读时加以变化或颠覆。也就是说，解读不是从文本中读取意义，而是文本与处于社会中的受众之间的对话中生产意义。在考虑文本意义的时候应该必须根据文本在特定环境中与各种话语的碰撞，根据这种碰撞将如何重新构建文本的意义，以及如何重新构建它所遇到的各种话语。于是，《豪门恩怨》(Dallas)被大众解读为对资本主义或父权制的一种批判(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读者在每一次观看时都能发现大众的意义和快感)。然而，在理论上极其可能、而在实际上也很有可能的是，有些观众是从宰制者的立场对《豪门恩怨》进行解读的，并在将自身与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性别中心、种族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获得快感。 受众利用流行文本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来生产符合自己立场的意义，以抵制主流意识形态的首选解读。在菲斯克看来，仅仅是抵抗性阅读还远远不够，只有把这种阅读提升为一种“快感”，受众才能摆脱文化工业的控制，成为大众文化文本的生产者，意义与快乐的制造者。菲斯克强调指出，“如果我们把大众视为社会变革的力量，那么，解读的多重性和随之而来的亚文化身份的多样性就至关重要。这又涉及娱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两者是两个分离的文化领域。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它们是相对独立的，但又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电视的抵制性解读(resistive reading)和快乐并不会直接转化成对立的政治行动或社会行动。相对自治的文化领域之间并不是以简单的因果关系相互关联的。没有直接的政治后果并不意味着没有广义上的政治功效。抵制性解读实践确定了受支配者在其表现过程中的权力和随之而来的快乐，向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控制人们的权力提出了直接的挑战。”③
